就直观阅读感受而言，崔君的《有山有谷》（《上海文学》2023年3月）称得上“有山有谷，山谷有雾”，它既“关照”了读者的耐心，又在挑战读者的耐心。

　　先说“关照”耐心。当我们面对一篇小说谈起“耐心”，多数时候是在讨论它有没有及时抓住读者，有没有迅速散发出可亲近、具有召唤性的气味。《有山有谷》在这一点上是做得很好的。故事一早就营造好了具有鲜明时空类型标识的经验环境，此中经过了充分审美转化的感受性氛围，有辨识度且富于弹性，因此并不需要阅读者费很大力气去专门“鼓起耐心”，就能自然而然地认出并进入小说的背景世界。

　　这种“感受性氛围”的营造，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年代感”，小说通篇洋溢着某种“旧生活”的气息，例如专门写到破旧的公共班车，描述与班车有关的闲人的生活状态，凝视已经退出当下时代生活的老物件等。二是“地域类型感”，小说着意制造出生动且切近的小镇质感，相宜理发店里的布置在故事开始之初就当头砸来一种边远的“世界感”和尘土味儿的当地性，“小桌上有两张带木框的相片，一张是张国荣蹲在地上看人打牌，另一张是理发店老板与一位本地登上《星光大道》舞台的小明星的合影”，“老板的亲戚在店一角搭了隔板，开小窗口卖烤肉火烧，玻璃向内开了一道缝儿。热烘烘的空气里满是猪肉葱花和老抽的蒸汽味”，这些描写在时空感受上，无疑都是“贴地”乃至“贴肉”的——充满怀旧温度的亲切感盈溢在小说细节中，在知觉经验层面，《有山有谷》堪称顺滑无障碍。

　　然而，在故事情节推进上，《有山有谷》却颇为挑战阅读者的耐心。按理说，小说的故事本身是完整且有戏剧张力的：两条最重要的线索，一是主人公小珍丈夫的死亡悬案，二是老邻居松莉的自杀濒死。两场死亡，因为双方各自的隐秘创伤而发生类比性的关联，故而得以在同一个故事中获得表述。但崔君有意识地将两个故事切碎含混了来讲。这种含混，一方面体现在主动打乱故事（两起核心事件）的线性时间顺序，并在其中大量插入人物的当下生活书写以及过往经验闪回；另一方面体现在，对本可浓墨重彩做番文章的悬疑元素，小说作了刻意淡化。因此，小说的故事需要被不断地重整和拼凑，才能够以富于逻辑性的方式呈现出一个大概来——不花点力气，只怕还理不明白。

　　这样的处理方式，是借助了特定的叙事技巧和小说策略，去增加故事的理解阻力、延宕叙事的推进过程。纵向挖掘由此变成了横向流溢，“推进”变成了“铺展”，“矢量”变成了“标量”（只有大小，没有方向）。《有山有谷》似乎被故意制作成了一个“反故事的故事”：因果被遮掩起来，让位于无判断无倾向的庸常生活世界，“结局”和“真相”一类在传统故事里十分关键的要素，在此倒变得不甚重要了。这当然不仅仅是技术或形式问题，我想，大概也关乎着这个故事背后的精神困境主题：边远停滞的小镇生活和小人物的命运，原本就充满了“方向丧失”和“意义缺席”，原本就很“雾”。这种迟滞感，这种含混和延宕，因而既是形式，也是内容本身。

　　这种处理方式，在现代主义以来的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创作谱系中具有典型性。某种意义上，这种写法也的确触及时代精神的许多内核。只不过，作为形式技巧的“含混”，该要如何才能被消化于问题意识和精神立场的更大也更内在的完整性、统一性？这是现代小说写作者要面对的顽固难题，也尤其考验着作家下笔的控制力，考验着作者是否能真正地“想透彻”“想清楚”。以《有山有谷》为例，我个人会觉得，作者想要塞入的信息和主题，是不是有些太多太杂了？以至于其中有些能量发生了不受控的偏折、分解，反而破坏了文本内在的统一性与平衡感。这倒不仅是针对《有山有谷》一篇提出的商榷，而是关乎一代际、一群体、一路径的普遍征候。相较于对“策略”和“形式风格”的阐释及赞许，我们对其作为“征候”一面的分析思考，似乎还显得很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