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将沉，花草颜色逐渐消隐，我坐在阳台闻，米黄色的小苞蕾拼尽全力开放，那么香。这是我喜欢的状态，《斯卡布罗集市》的旋律浅浅回旋，我给花草浇水、施肥，一片一片叶子擦拭，夕阳缓缓坠入巨大的宿命轮回。一丝和暖的不易察觉的幸福感弥漫开来。

　　这感觉始于近3年，每写一个字，都会有无数个问号产生，逼迫我重新体认：将汉字铺排纸上，个体阅历和情感经验会一并烙下，独特于他者，疏离于他者，有分明质感和张力，赋予文本意义，揭秘一层，还有另一层。它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式的数理计算，是物理反应、化学化应，是语气、氛围、步调、体裁、句法、语法、韵味、节奏、叙事结构、标点符号、意义情感的基本单位。写作者要吃透字词精髓，随形附意，拆分排列，重赋词义，好比张三丰，把天下武功拆开了、拆散了，合并归类，终成太极，明暗交替，场景融合，铺设一层又一层。

　　写作异乎艰难，每篇小说都要经过漫长嬗变，再三再四修改，一遍遍不满意，推倒再来。

　　《十二连城》（刊于《海燕》2020年第10期）写生死，写无常。年岁渐长，越会回头张望走过的岁月，我老家吕梁临县的正觉寺，据传为西周穆王时代所建，寺外山坡顶有十二棵大柏树，乃唐人所栽，每棵都在2000岁以上。我从小喜欢在那里流连，一棵挨着一棵摸过去，最后钻进一棵树的树心，瞭望爷爷家的老窑洞。小说中的“姥姥”在现实中有原型，是父亲的姥姥，我们管她叫老姥姥，和小说中一样，她是个小脚老太太，伴随我们成长。老姥姥活了101岁，目睹很多至亲去世，其中包括她的小女儿。这些情节不必再赘言，小说来源于生活，大概我的感悟基本上都在小说中呈现。

　　“十二连城不是十二座城，是十二棵树，齐排排站成一座城”是小说的开头，更像我的精神回响。我在山路来来回回，接受风雨一般接受地域文化滋养。正月闹秧歌，村庄像条活龙，唢呐合着锣、鼓、镲钹，闹腾腾，舞龙、耍狮子、游旱船、跑竹马，伞头旋转，摇动响铃，妇女系着红粉紫绿大绸子，捏住绸尾巴甩，一甩就上了天。七月十五唱大戏，王爱爱全身扑棱棱闪，“咦”过好一阵才“呀”。哪家娶亲，哪家丧葬，音调从大唢呐跑出来，悲欣交集，调性各不同。

　　要到很多年以后，我才会惊异于童年生活对自己的影响，如同“基因密码”，我一次又一次遇见，任由文字溯流、闪回，最终和乡村盛景紧紧牵系在一起。这让人沉溺。从记忆里筛选、打乱、拆解、重组的过程，是重塑自我的过程，它与当下不断寻找、发现、积累的“元”融通碰撞，由我无限度地拉长、拉细、折叠、累加，在幽微之处，产生不可思议的幻化，这是写作的冒险，更是迷恋。

　　我大概在很小的时候具备了一种能力：对世俗的抵抗，对现实的叛逆。这种能力驱使我、役使我跳脱出了庸常是非、世俗八卦，努力站在一定的高度审视所处时代，认真关照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解构自我、解构时间、解构世界，对社会、人生、人性作出独特于普通人、超越于普通人的深入思索。这让我拥有了深入到骨子里的自我觉醒意识，对文字也极其自律，在文辞风格、文体结构、句型选择、叙事策略中都力求获得某种新意，力求通过文字对人，人与自我、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与世界万物之间的关系有所呈现。

　　小说写到亡故人六位，明笔四人，暗文两人，或寿终正寝，或病亡，或遭横祸，尝透了生活艰难、生命脆弱，死亡作为生命个体的终极事件，已然是不可逃脱的命运。而同时，它让人绝望过后，仍如牛湾村的老柳、老槐、老柏一样老而不死、老而弥坚，活得不管不顾、不屈不挠、坚定昂扬。《十二连城》的意义因之突显：顺意生长，不问意义，不惧消亡。

　　写小说就是个不断毁掉确切性的营生。想象自己是蜜蜂，四脚扒紧，将针尖刺入粉黄花芯，吮吸，嗡嗡吟唱，一次又一次瞄准。记录者小心接近，和我产生共情，此或彼，在某一维度达到平衡。我飞跃起身，在镜头里一次又一次俯冲，最终朝向高山、丛林、大海、星辰，大地和永恒。

　　蜜蜂会以自己的方式端倪我，假如它也写小说。

　　（图为吕梁正觉寺“十二连城”古柏）

　　“赵树理文学奖”获奖者创作谈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