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故事化倾向是社会现实趋于物质化、戏剧化的折射；是人们对小说故事性、娱乐性阅读需求的一种迎合。但小说是一种超越现实、物质的形而上精神形态，它肩负着照亮社会、人生的“灯火”的使命。因此，把小说的归小说，故事的归故事，是一个十分紧要的问题。

　　故事与小说相去甚远

　　跟踪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一个突出而强烈的感受是：小说故事化倾向。故事情节作为小说的第二大元素，跃升为主导性元素。它不仅反映出小说内在本质规律的变迁，也折射了社会历史的运演。同时，小说故事化也给小说的人物、结构、意蕴、写法等，带来诸多嬗变，特别是负面的蜕变。

　　小说与故事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体，在文学格局中，小说居于高层，故事居于底层。小说由人物、故事、环境三大元素构成。人物与故事一直处于纠缠不清的状态。中国现代小说家的卓越贡献，就在于他们提高了小说的地位，小说成为“为社会”“为人生”的“重器”；变革了小说的内在结构与特性，由故事为最高元素变成了以人物为最高元素。他们凭借的有两种资源与优势，一是作家自身的主体性修养与精神，这成为他们批判现实、启蒙民众乃至知识分子的坚实根基。二是作家开放的文学思想与方法，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与方法，在他们那里兼容并蓄，并锻造成锐利的文学工具。

　　在当下，人们明显感到，小说的故事性已是一方做大。故事向传奇性、戏剧性、复杂性、精微性等一步步发展，深刻地改变着小说的整体构成与功能。首先是复杂的故事情节淹没了人物形象。人物被故事所牵制、支配，人物性格精神难以彰显，出现了众多意象化、理念化甚至物化人形象。其次是对思想意蕴的冲击。一个有序而完整的故事，往往会衍生出一个简单而明晰的主题来，它排斥着作家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也排斥着生活本身的五彩缤纷。最后是对创作方法的简化。故事情节自身的起承转合规律，不需要更多样、复杂的创作方法与手法，这无疑降低了现代小说的艺术品位与品格。这种故事化倾向，不仅短篇小说中存在，中长篇小说中更为凸显。

　　作家主体性不可缺失

　　在创作活动中，作家是主体，面对表现对象——事件和人物，他要按照自己的思想、情感、审美，去改造、想象，创造自己的形象世界。同时，作为表现对象的人物，也是一个主体，他也有自己的形象、性格、思想，也要按照自己的本来面貌和精神，走进作家的作品。在两个主体之间，其实是一场灵魂之间的对话、博弈、融合，最后熔铸成作家主体创造的形象。对于故事情节，作家同样有一个选择、改造、重建的过程。他要按照自己的思想逻辑，按照作品中人物塑造的要求，对故事情节打碎重构。越是单纯、巧妙的故事，越有利于人物形象的刻画，越有利于作品思想的表达。而那种怪异的、复杂的、夸张的、严密的故事情节，常常会蛮横地占领文本空间，削弱作品应有的思想和艺术。

　　作家主体性逐渐淡化、流失，使创作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情况和问题。譬如疏离重大题材与重要问题，难以对社会人生作出应有的揭示与批判，也难以扣住民众的精神脉动与走向。正如一位文学评论家说的：小说家“没有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直面现实的眼光确实钝了”。甚至那些曾有真知灼见的中老年作家，现在也很难提出与民族、与民众深刻共鸣的时代问题了。譬如沉浸在个人的、私人的生活空间中，热衷于表现“小时代”，而难以从小圈子生活中发掘出普遍的、超然的形而上思想来。这种现象更多地出现在青年作家的创作中。作家的主体性精神正消融在社会机制、现代科技以及世俗生活中。

　　有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与文学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我们在相当一部分小说中，看到的是人物深陷在物质与世俗中，不能自拔、进退失据。塑造性格化、典型化人物难度太大，于是作品中的人物成了影子、木偶、理念，小说最核心的元素被动摇了。密不透风的故事情节挤压了人物、冲淡了思想、排斥了抒情，但作家们乐此不疲。

　　一种方法的不断重复、强化，排斥了更多样的方法与手法，难以蕴涵更灿烂、精彩、多变的现实世界。主体性是作家安身立命之本。

　　博众家之长以求突破

　　现实主义文学侧重于如实地、客观地反映现实生活，忠实地表现时代精神，是文学创作的主流。倡导现实主义，并不排斥其他创作方法，要善于广泛借鉴吸收，兼容并蓄，让创作方法更为丰富多样，呈现面目一新的艺术特色。

　　比如，表现主义文学更注重作家主体的情感、思想、精神的彰显，更注重世界、事物的内在本质、规律、奥秘的探寻，更注重人物的心理、意识、精神的凸显，而不大关注故事情节的描述、编织。这种创作技法与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白描、空白、诗意等手法有相通之处，与主体性理论可谓殊途同归。很多优秀作家成功运用了这种写法，如王蒙、宗璞、韩少功、刘索拉、余华等，创作出一大批独具特色的作品。

　　新“小说革命”是一个紧迫的时代课题。变革、重建小说观念，确立作家主体精神，博采众长，是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