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先生曾著《上兰五龙祠场圃记》，现有拓片存世。其中隐藏着一位傅山敬重的人物。

　　《上兰五龙祠场圃记》曰：“岳丘即平，往岁读书虹巢，数数过上兰五龙祠。祠东南有余家地二亩，祠僧普烈请为场圃，余许之。复过上兰，普烈将筑墙于此，嵌石于上，复请余记之。时普烈适新住城之报恩寺。寺，龙池先生像在焉。先生，当日文士，死焉。亭树非其有，赠答吟什非其有，子孙也非其有。余约普烈供佛之余，以香火供先生焉。烈能听余，是余以二亩地为龙池先生易香火也。奇奇！傅山。岳丘既平，琮玉斯韫。考祥亡羊，题桢木折。有位无人，甫田围隐。巨室工逸，七贤一遁。”解读碑文后隐语可知，该碑记写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辛巳。

　　《上兰五龙祠场圃记》已经将上兰五龙祠场圃的来龙去脉交代得清清楚楚，但早在数年前，傅山即舍地于五龙祠为场圃，又为何在普烈往报恩寺前写此碑文呢？原来，五龙祠住持僧人普烈曾一度在窦大夫祠旁保宁寺为僧，傅山在窦大夫祠虹巢读书期间与其多有交往。因此普烈住持五龙祠后，才敢于开口将祠东南傅家二亩土地请为场圃。傅山许之，但也附带条件，那便是供佛之余以香火供龙池先生。普烈自然是言而有信，但在即将离开五龙祠时，请傅山作《上兰五龙祠场圃记》，并刻石上墙，也是良苦用心，以使后任住持践行承诺。由此，《上兰五龙祠场圃记》得以保存，承载了一段傅山与五龙祠的佳话，保存了傅山青年时代的行草书作。

　　其实在上述佳话之中还另有佳话，龙池先生为谁？傅山先生何以舍地为其易香火供奉？清宣统间罗振玉修纂《傅青主先生年谱》时也存此疑问，曾以王道行试解，却未敢定论。那么这位深受傅山敬仰的龙池先生到底是哪位文士呢？

　　纵观傅山诸版《霜红龛集》乃至2016年新编《傅山全书》等相关文献，名字、字号与别号称龙池者凡三见：曰王道行者，字明甫，号龙池，阳曲县人，明万历、清乾隆《太原府志》与清康熙、道光《阳曲县志》均有传记与艺文收录；曰张燻者，字孔昭，号龙池，清顺治八年（1651）中举，但立志不仕，淹贯经史，著述颇丰，与傅山先生多有交往；曰龙池主人者，身份难以确定，2016年新编《傅山全书》卷三十二《杂文·国变论》中记之。

　　鉴于傅山《上兰五龙祠场圃记》所述龙池先生早在明崇祯十四年（1641）前即已离世，张燻与《国变论》中龙池主人均可排除在外，因二人仍活跃于1644年“甲申国变”之后。而王道行其人，在2016年新编《傅山全书》卷三十一《家训·杂训二》中，记录有“晋中能书者”老诸生王道行洛南，“最能真书，一笔一画，端正可敬，不知者曰版也。”卷四十五《杂记》则专论《王龙池字》：“王龙池道行以能大书名，实无足观也。唯与钱絅之先生作‘毋不敬’三字，尺三四寸大，支离可爱。以其作字时无作字意在中。絅之又其后辈，故能不束缚耳。”显然此王道行非彼王道行，同名同姓耳！傅山敬重的“龙池先生”乃后者。

　　王道行弱冠即登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庚戌进士，历任邓州知州、大名同知、苏州知府、应天副使、陕西参政、河南按察使，官至四川布政使，所至有声。归家三十余年，惟杜门著书，至陈民间利病。如议开三门、复书院、革说帖之诬、雪青衿之冤、罢一切诸行，库役斗级、里长之苦，当道重之。王道行一生，精儒学、崇佛法，雅山水，文坛宗主王世贞将其与石星、黎民表、朱多煃、赵用贤并为续五子。归家后在太原府城东南隅落成桂子园，成耆德结社觞咏之所，著有《桂子园集》。李维祯在《桂子园集》序中如此称道：“太原方伯王先生……以文章为政事，以政事为文章。文章政事各臻其造，敛其华，而噉名之士自失焉。”参与《三立祠》建祠间撰《三立祠记》，与五台山、南十方白云寺、晋祠奉圣寺僧人以及文人雅士交往频繁，撰《太原县重修奉圣寺记碑》《重修白云寺碑记》与组诗《游五台山》等，著述颇丰。

　　尽管傅山对王道行书法不大以为然，但不能据此而低估傅山对王道行的崇敬。毕竟在太原读书人中，王道行是一位“以文章为政事，以政事为文章”的前贤，于太原一方水土有着突出贡献。罗振玉的判断是准确的，傅山先生舍二亩地易得香火供奉之文士即王道行。青年傅山早在明崇祯年间即能有此义举，非名士高士不能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