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狱”一词，最早出于秦朝，庭审案件叫作治狱，讯问被告叫作讯狱。古代一般案件的审理权限都集于地方官一身，对于官员的综合素质要求很高，这种体制下的官员，能得到“善治狱”赞誉的少之又少。在凤毛麟角般的 “善治狱”人物里，有一位明代太原人周瑄。

　　清《太原府志》中载：“周瑄，字廷玉，阳曲人。由宣德乙卯乡举入国学。正统中，除刑部主事，善治狱。”

　　周瑄乡试得中举人，在明朝最高学府国子监就职。到国子监不久，30岁时“周瑄行在吏部主事”，提拔到主管官吏的吏部，“行在”，古代是指天子所在的地方；主事，属于封建品级制度中较小的底层办事官吏，主要负责一些日常公文的处理与消息的上传下达。

　　没有多长时间，周瑄转为刑部主事，开始了“治狱”的职业生涯。在刑部，周瑄凭借着自己的综合素质，对于案件深入思考，条分缕析、多谋善断，获得了“善治狱”的赞誉，40岁擢至刑部员外郎。

　　周瑄提拔为刑部员外郎第二年，蒙古瓦剌部举兵进犯，明英宗率军亲征，周瑄毅然请缨随皇帝出征。不久，明军大败，明英宗被俘，“六师覆没”，这就是震惊明朝的“土木之变”。周瑄死里逃生后，提拔为郎中。

　　当时的都城北京，“土木之变”余波尚存，一些中级军官公然诬陷、纵放犯人，有恃无恐。有强盗被官府捕获，某校尉受其贿赂，胆大妄为，竟将囚盗释放，把自己的仇人冒为强盗囚禁。周瑄明察秋毫，对犯罪行为毫不留情，悉心审理，很快使案情大白，冤者得雪，擒拿为非作歹之校尉。

　　这年的夏天，周瑄忽然接到从外郡押来的800名犯人。他担心这么多人关押在一起会引发瘟疫，于是夜以继日、加紧审理，仅用3天时间“决遣之殆尽”，全部审理完毕，周瑄的多谋善断成为刑部佳话。周瑄任刑部郎中仅一年后，经吏部尚书王直举荐，晋升为刑部右侍郎。

　　几年后，周瑄奉诏在顺天、河间赈灾期间，英宗复位，因为周瑄是当年随征之臣，诏他还朝，另有重任。然而，周瑄却以赈灾为首要，不听诏。英宗又亲自下诏，命令他全权处置救灾事务，提升他为刑部左侍郎。

　　明英宗复位后，重用锦衣卫，“数兴大狱”。面对权倾一时的锦衣卫，周瑄在镇抚司诸断案者之间“委曲开谕，多所救正”，一些狱案移交刑部后都得到了公正的处理。《明史·卷四十五》载：“官刑部久，属吏不敢欺。意主宽恕，不为深文。”周瑄在刑部任职久矣，下属官员都不敢欺瞒他。

　　周瑄在刑部任职近25年后擢升为右都御史，为都察院最高职位，职责专属纠察、弹劾百官，辨明冤案，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周瑄“督理南京粮储”，在任上铁面无私，迅速查办贪官污吏、“捕惩作奸者数辈，宿弊为清”，多年的不正之风被一扫而空。

　　周瑄后升任南京刑部尚书，依然不改作风，“令诸司事不须勘者，毋出五日，狱无滞囚”，命令各部门，凡是不需要调查的案情，不出五日必须处理完毕，因此监狱中没有滞留的囚犯。为防止夏天狱中瘟疫传染，周瑄将轻罪囚犯释放，对他们说：“召汝则至。”召回囚犯时，“无失期者”。周瑄的这个决定，体现其人格魅力、治狱经验，以及任职期间的道德威望。

　　明大学士薛瑄《从政录》有言，“治狱有四要：公慈明刚。公则不偏，慈则不刻，明则能照，刚则能断。”综观周瑄一生，严格遵守四要，才有了“善治狱”的能力和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