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的长篇小说《繁花》（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出版），不仅仅是一部在风格上致敬古典的作品，它更是在借助古典风格探索一种书写现代城市的方式。

　　对于部分读者而言，《繁花》的阅读体验可能算不上友好。开头沪生路过静安菜市场，与陶陶闲话片刻，从饮食男女说到生意经，漫不经心，这段闲笔奠定了整部小说的腔调。后面叙事不断在上世纪60年代与90年代之间穿插，或述时代动荡，或写人情世态，又或者讲一座城市的历史，也都揉进一桩桩琐事、一段段对话中，琐碎而繁复，没有一番剥茧抽丝的工夫，很难理清头绪。其所以如此，关乎金宇澄的创作意图：“长篇小说是有定规的，必须是一个大树……《繁花》是把所谓大树样式变成一种灌木……互相穿插，实际也省去很多拖沓，变成一块一块的互相交换。”《繁花》的文体很像是糅合了“轶事”与“记言”两种传统元素的现代小说形态，它的信息密度极大，倘若事事敷陈，起承转合做足，又要将主要人物写圆，势不免汗漫无边，如此行文，其实是颇具实用性考虑的。

　　当城市经验愈趋冗杂膨胀时，小说家该如何尽可能完整地把握或再现它？《繁花》里面，有大俗，也有大雅，时而声色犬马，时而空寂湛漠，人物形形色色，说话真真假假，在叙事过程中，作者几乎悬置了一切价值判断，又令几位主人公时时处于“不响”的状态中，这就足以说明问题。

　　换言之，《繁花》试图用一种纯粹知识性的态度来处理现代的城市经验，诗歌、方言、弹琴、集邮、吃蟹是知识，茶馆、饭店、酒吧、舞厅、咖啡馆也是知识，甚至男女之间的调情、试探、攻守，都被化约为知识。因为是知识，所以一切变得中性。同时，这样的态度又传承了一种中国式的考据学：比如，小说写制造局路花神庙一带的花草摊贩，新老城隍庙、南京西路、徐家汇的花店，陕西南路的玻璃花房，或写淮海路的“伟民”与思南邮局斜对面的“华外”两家集邮店，这些细节几乎有《洛阳伽蓝记》或《帝京景物略》的韵致。一座城市的生命与历史就在这些感伤的考据中缓缓展开。

　　当然，理想的小说并非百科全书，说到底，知识只是一种手段。在近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中，知识趣味或考据癖已形成一股潮流，不过，知识的背后若无深厚的底蕴相匹配，充其量也只能制造出一批故事化的博物志或民俗调查报告。相比之下，《繁花》叙事固是琐碎已极，但是，在碎片化的对话、经验、知识之间，却隐隐存在着一种强大的有机性。很难说这种有机性从何而来，它可能和作者跌宕丰富的人生经历有关，又或者和小说创作的复杂过程有关，甚至和上海这座城市的魔力有关。而有机性的内里又是一种自我怀疑——从一个时代走进另一个时代，世事变幻，苍黄翻覆，作者不免怀疑这个世界是否真的存在有机性，抑或仅仅由一堆碎片构成。

　　在《孤独及其所创造的》一书中，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曾提出“轶事作为一种知识形式”的说法，他认为自己写小说只是在收集世上发生了什么的证据，进而讲述关于世界的真相：“按照实际发生的样子呈现事件，而并非如应该发生的样子或我们希望发生的样子来呈现。”此处不妨用“琐事”替换“轶事”，于《繁花》而言，琐事也构成了一种知识形式。金宇澄当然清楚，即便穷尽所有的知识与经验，也不可能像堆积木一样拼出这个世界的真相，可是，舍此而外，我们又能抓住什么呢？《繁花》的故事深处是一片巨大的空无，流连光景，酒肉声色，乃至关于上海的所有感官和记忆，都处在这片空无的映衬之下，因此，这部小说笔致精准，年代、地点都确凿可考，却处处透出一种惝恍虚幻之感。

　　第四章里，沪生、阿宝应陶陶邀请去苏州应酬，当地范总接待，饮食住宿，诸多不周，显见是没有诚意。夜半时分，三人随范总出去吃宵夜，不料店铺也已歇业，折回宾馆又被锁在门外，争吵一番无果，只好在空荡荡的街上游荡，无意中却走进了苏州最古老的园林沧浪亭：“四个人不响，坐于石栏上，云舒风静，晓空时现月辉，讲讲谈谈，妙绪环生。”这是一个绝妙的“走神时刻”，四人原本各怀心思，却在这个时刻超脱出来，达成了暂时的和谐。事过境迁，各自回归生活轨道，自不待言，但这个短暂的、仿佛存在于另一时空的走神时刻，无疑蕴涵了关于人生的深刻寓言，也蕴涵了作者对世界的真实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