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晋中诗人迟顿的诗集《我在尘埃挖掘火种》（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书名中，蕴含着迟顿的职业生涯——在一首题名为《萤火虫》的诗中，迟顿做了更明晰的自我供述，“头顶矿灯的我们/就像一群被漆黑兜着的萤火虫/煤走到哪里/就把我们悬挂在那里”。这个世界在定义每一个人——迟顿被定义为一名矿工，每个人也在定义这个世界。这是一种互动。这本诗集，就是迟顿对世界的定义，也可以说是他的精神肖像，和具有超越性的艺术创造。

　　有位哲者把人的超越性，归纳为三种精神变形：一是骆驼，二是狮子，三是稚子。从迟顿的诗中，可以明晰地感受到这样的变形。他在《太阳鸡》中写道，“孵了一天地球的太阳/卧在西山/矿工们刚好从井下出来/黑不溜秋的/一群小黑鸡/用了十个小时，才啄破/自己的壳”。迟顿以剥啄蛋壳的“小黑鸡”为喻体，描述了他的矿工生涯。这描述是具象的，也是象征的。在《我这么犟》中，则坦然直陈，“要向黑暗之神索取火种/一定要有履险如夷的本领/才敢于向大地一次又一次交出肉身/而我，这么犟/恰好，有一身硬骨头”。 矿工生涯，是一种沉重的生命状态和生存体验。从这些诗中，我们看到迟顿精神的第一种变形——“骆驼”。“骆驼”所体现的，是负重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让他选择了诗歌，并以悲悯的情怀感知生活，去寻找源源不断的诗歌矿石。

　　迟顿的诗性禀赋和思想蕴涵，注定让他实现“狮子”和“稚子”的精神变形。这样的变形至关重要。诗人如果只是一只“负重的骆驼”，而没有“狮子”不羁的奔放的自由精神，和“稚子”无所顾忌的创造精神，就有可能滑向苟且。扬鬃嘶风的狮子和单纯明快的稚子，是对负重骆驼的超越，并让诗人成为真正的创作主体。且看《工作狂想》，“阿基米德说：给我一根足够长的杠杆/和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而我，只想要一把足够大的锤子/和一身洪荒之力/把地球，像敲一颗核桃那样/敲破/让你们在阳光下/找找看/800米深处的/那几粒黑果仁儿/哪位是你们的/丈夫，儿子，父亲”。诗句充盈着“狮子”一般强大的自信和力量，这是以诗歌的名义作出的一次“狂想”。也是对采矿“工作”的一次重新定义。这样的想像和表达，是粗放的，也是出彩的，是力量的，也是思想的。

　　迟顿发现了一只“进出于废弃烟囱”的小麻雀，并从它身上发掘诗意，并以特有的幽默记述了他们之间的相似性，“我们会像两个/拖家带口的兄弟/互望一眼/便匆匆告别/它回它的烟囱/我下我的矿井”（《一只黑麻雀》）。这首诗，将一种沉重的浓烈的劳作，置换成轻逸的恬淡的甚至带几分童趣的书写。能写出这样的诗，没有“稚子”的敏感、纯净和透明是不可思议的。

　　在迟顿笔下，诗可以是对现实和物事的定义，但绝不是在同一层面上复制生活，复述物事。在《肇事者》中，迟顿把悲悯寄托于一只卑微的飞虫身上，“在骑车回家的路上/我的左眼/撞死了一只慌不择路的飞虫”，诗人说，“即便无人看见这场车祸/我的左眼/都应从道义层面/赔偿飞虫/一滴眼泪”。微不足道的飞虫之死，成为事关道义和律法的精神性事件。我们从诗中触摸到一颗柔软的心。“赔偿飞虫一滴眼泪”，是对生命的敬畏，对弱小的怜悯，对不幸的哀叹。这首诗，不是写出来的，也不是吟出来的，而是从心田生长出来的。它的根芽，就是一个诗人的悲悯情怀。

　　迟顿的诗，多写的是日常生活，但又常常超出人们的经验范围，或上天宇，或入毫末，全然不受时空限制。他的描述，也非是“泥乎实”的摹本，而是“蹈乎虚”的创意和创造，做到情、思、智浑然一体，凝练而澄澈，深邃而隽永，充满情感的力量和哲思的深刻。他的诗具有“独创性”品格，与他人同类题材的诗明显区别开来。

　　迟顿悲天悯人，也自审自悯。诗集中不少篇什，是他的自省和自嘲。看这首《世界之最》，“据测，世界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深11034米/珠峰，高8849.86米/在这落差悬殊的天地间/我是高山——终年覆盖积雪/我是大海——深不见底/我顶天立地/是1.66米的巨人/也是两万米的侏儒”。天马行空的想象，数字和词语间的错位，和冷冽峻严的自我审视，令人惊叹。迟顿对“我”给出了新的定义，一个人，在他分属的两个世界（现实的和精神的世界）里，或许可能就是这样的。在这首诗中，许多不相干元素，竟同构于一个诗空间，这样的叙写表明，诗是一个无限的可能。

　　读迟顿的诗，我每被他独特的空间结构能力折服，这种能力，更多的不是技巧，而是他的思想和智性力量，是一位诗人所有内在的体现，包括胸襟、眼力、学识、理念、趣味、语感，等等。从他诗中溢出的书卷气和智识开阔度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