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琨

　　明永乐之后，科举制成为朝廷主要选官途径，而这一选官惯例被一位才能卓越的太原人打破了。这位太原人，就是杨果。

　　《康熙·阳曲县志》载：“杨果，阳曲人。布政司史，敏慧有心计，以才见任选西宁卫经历，军兴调发，呼吸响应。按使荐其能，擢判晋州。迁东平州同知，有政绩。荐知费县……”　　

　　杨果，字汝实，号槐泉，明代山西太原府阳曲县人。他最初担任西宁卫（今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县）的低层小官经历，由于工作成绩突出，被提拔为晋州（今山西临汾）通判，后调往山东东平，连任三届县丞，口碑很好。于是，明万历三年（1575），朝廷选派杨果到费县担任了知县。　　

　　提拔杨果担任知县，在当时颇引起一番争议。《明史·列传》记载，时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的李祯巡视湖广期间曾上书说，知县梁道凝遵循吏职，反而被记录下等考绩，应该惩罚徇私的人以便告诫其他人。推荐官吏不应该专门涉及高品级的人，像赵蛟、杨果等下级幕僚，也应当大肆表彰他们。杨果与赵蛟当时分别任东平州同知与判官，二人都是吏员出身，因为政绩突出而被举荐。按当时的惯例，不是科举出身不得担任正印官，因此山东布政使上奏朝廷，请求另行委派知县。宰相张居正当时在审理山东昌邑知县孙鸣凤贪污案，于是向万历皇帝讲解和灌输“用人唯贤，不重资格”的用人之道，破格提拔人才。

　　《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四十二》记载：“山东抚按会奏，郯城费县二县知县员缺，宜以东平州同知杨果、判官赵蛟各摄管印务，但以其出身都吏，较士宜别，委部覆得旨，朝廷设官本以为民，杨果、赵蛟既才堪治民，便可升做两县知县，何必以资格拘之。”

　　明万历三年（1575）冬十月十二，杨果到费县上任。当时的山东沂州费县，自然灾害频繁，土匪猖獗，民不聊生，已经到了无人能够有效治理的地步。自明正德四年（1509）至明万历二年（1574），费县先后更换了28任知县，很少有任满三年的。尤其是万历元年（1573）和万历二年（1574），两年换了两任知县。

　　《乾隆·太原府志》载：“（杨果）下车释逋负系者二百余人，免租七千，复业者日众。巡行阡陌，问其疾苦。二税惟所有，虽尺布斗粟，只鸡束草皆得送县，输者如流。岁大熟，劝富民出粟，每社立仓，秋敛春散，稍收其息，以备岁饥。凡开荒地，复流民，补给官牛，栽桑枣，立官庄。”杨果刚一到任，就将因为拖欠赋税而被关押的二百余人全部释放，将拖欠的租金免去。因拖欠赋税而停止营业的也纷纷开始营业。杨果到田头、村庄，询问费县百姓的疾苦。对于朝廷征收的春税与秋税，不再拘泥于必须是粮食，哪怕是一尺布、一只鸡、一束草都可以抵税。交税的百姓川流不息。丰收之年，杨果劝说富裕的农户拿出部分粮食设立义仓，到第二年春天给贫困户，稍微收点利息，这样解决了歉收之年的饥荒。他动员农户开垦荒地，把官府管理的土地租赁给佃户耕种，还“栽桑枣”亲自绩葛，劝民纺织。不到三年时间，费县社会面貌从根本上得到治理。据《费县知县杨果传略》记载，当时费县“废者修，坠者举，道不拾遗，吏无弊邪，游惰不博狎，斑白无冻馁，上下和合，习俗醇美”。

　　《费县知县杨果传略》中记载：杨果到任第二日，按照惯例，到县学朝拜孔子牌位，并召集秀才讲学。可是，当他到县学坐定之后，竟然没有一个人前来参见。很显然，儒生们没有把这位吏员出身的知县放在眼里。杨果看出端倪，随即贴出一张告示，说县学将于某月某日举行“季考”。如此一来，儒生们不敢怠慢，因为按照制度，假如季考不合格，轻则取消膏火银子，重则摘掉头上的方巾，也就是撤销秀才资格。可是，儒生们还是欺负杨果没有科举功名，私下串通一气，决定捉弄一下县太爷。他们在试卷上乱写乱画，或者故意写一篇文理不通、生僻字成串的文章，或者仅以数行文字敷衍塞责，或者戏为俚词，以寓嘲谑，想试探一下杨果，看他怎么评定文章的高下。杨果不动声色，以好酒好饭犒赏这批儒生。事后，杨果将全部试卷打包封好，连夜写了一篇送给兖州府督学的呈文，呈文说：我这人没有功名，评不出文章的优劣；县学教谕、训导和儒生们过于熟悉，难以公正评判。烦请大人亲自审阅，评定高下。呈文还没有送出去，消息就传开了。儒生们一个个身穿囚服，磕头哀求，请杨果亲自审阅，没有谁敢不服从。教谕施伯祚、训导高云翼又代为恳求，杨果便借坡下驴，当即挥毫圈点，定出优劣。直到杨果卸任，没有一名儒生再敢闹事。

　　杨果离任时，百姓竞相攀辕悲啼，如失父母。邑人杨运芳等人，为杨果建立生祠，以图报答。后来，杨果入祀“费县名宦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