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华
宋明之际，民间渐有“花花真定府，锦绣太原城”的民谚。“锦绣太原城”的出现是太原地区在宋初遭受城毁之灾后，自身重生与发展过程中的一件标志性事件，对理解太原地区发展的独特性与历史规律性有着重要意义。关于这则民谚的出现时间及原因，学界少有专门探讨，或援引成说，或一笔带过，而沿袭日久，遂致此等重要史实在轻言杂说中消散迷乱，竟致难考。一方面，对“锦绣太原城”民谚的梳理已是迫切且紧要，另一方面，该民谚在漫长的历史中多以口口相传的方式在民间传布，流布虽广，却不为史志所采，给后世追溯者带来很大困阻。
民谚背后的太原历史
关于“花花真定府，锦绣太原城”民谚出现的时间断限，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以为该民谚最早出现在宋代，早期太原历史研究多承此说；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在宋元之际；认为出现于明朝的观点也不在少数。在直接史料相对欠缺的情况下，通过考论民谚本身所蕴含的信息，进一步钩沉太原地区各历史时期的发展脉络及重要节点，正反求证，或能稍稍看清这句民谚发生与流传至今的一些历史面貌。
首先，从这句民谚中可以明显看出当时真定、太原两地的同步发展情况。太原与真定自古便是两河（河东与河北）重镇，以太行中部孔径相通，互为邻左。战时孔径杜塞，两地俯仰相望、互为钳制；承平时期孔路开通，则往来密切，车马相闻不绝，因此以两地对举并称实在情理之中。这样的历史渊源配以对仗工整、朗朗上口的民谚，令两地联系对比的情态在长久的时空中流传了下来。
虽然二地均因战略位置重要而在两河之地凸显，尤其太原，历来为古代内地控扼北部边疆的战略重心所在，但民谚所描绘的显然是承平时期两地繁花似锦的发展景象。且从民谚可以看出，两地的繁荣在时间上同步，空间上遥相辉映、各具特色，并持续有一定时期，否则难以令民谚深入人心而流传至今。这说明当时的两河地区，乃至中国北方应当处于一种和平发展、人物流通畅达的时期当中。
其次，可以基本判断出当时太原的行政建制情况，即为府治。该民谚既将两地对举并称，前半句提到“真定府”，那么相对的，此处的“太原城”指的应当便是太原府治所在的太原府城。太原称府始于唐代，此前多称“太原郡”或“并州”，自唐开元间改并州为太原府，后世多沿用此建制。府与州虽然属于同级建制，但内部却有高下，宋代以来多数历史时期是升则为府，降则为州，因此，“太原府”和“并州”这两种建制名通常不会同时出现，遑论并存使用。进而可以推测，在民谚出现及流传的初期，两地的行政建制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最后，民谚也给出了所示繁绣景象的空间范围，即府城所在。虽然二地建制为府治，但民谚后半句明言“锦绣太原城”，说明其所描绘的景象是直接着眼于城市发展，因此，当时二城繁荣景象应当是易为直观所见的。
宋代“锦绣太原城”之说
对宋代“锦绣太原城”的论述，主要见于郝树侯《太原史话》。该书称：“‘花花真定府，锦绣太原城’，这是宋、元人的谚语。”并略举陈尧佐知并州期间植柳筑堤事，及太原东山有“锦绣岭”之称等事,后世多承其说，或言宋金之际，或言宋元之际，皆上推至宋代。然而郝著《太原史话》对“锦绣太原城”的解释略显牵强，更像是印证已有的说法，而不似建立新说，如果着意钩沉太原在宋代的发展情形，其说便疑点重重。
宋朝对太原的统治始于其对晋阳城彻底的毁灭，这也昭示着太原此后的历史发展将不得不迎来沉痛的转变，后世的“锦绣太原城”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诞生。
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平北汉，隳晋阳。此时晋阳城已是建城千年的北方一大都会，城周回四十里，跨城连堞，雄极一时。五代时立朝三代，数出英雄，北汉时虽困居一隅，而仍能依仗其雄阔城池与北方契丹援助，令周宋君臣数度铩羽，为赵宋君臣深忌。故宋太宗赵光义平北汉，在太原地区开始大规模“与民更始”。而晋阳城先后遭火焚水淹，化为废墟，不堪复起，自此太原地区千年生聚之力一朝散尽。新城先后两次移徙，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定于唐明镇，新建的太原城周回不过十余里，城市规模与晋阳城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自宋初传至金元，其间虽有战损修缮，然城址、规模并无太大改变。面对如此云泥之别，数百年之后的元好问忆及此事，在诗词中唏嘘不已，不禁遥想着“重看官家筑晋阳”，希望有朝一日，朝廷能重筑晋阳，再现其辉煌。而身处宋代的时人，如何会对着十里弹丸的太原城发出“锦绣”之叹？
北宋一代，太原的发展更可谓一波三折。自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太原纳入北宋统治，其行政建制便由之前的太原府降为紧州军事，称并州。至嘉祐年间，鉴于太原地区对辽夏特殊的军事地位，朝中重臣久习边事者如韩琦等屡次建言升并州为太原府，以加强对边部掌控，而文学宿旧之臣如胡宿仍援引太宗时“参商”旧说加以驳斥，以晋、宋二地世为仇雠，此消彼长的历史经验屡加制止。后韩琦主政，宋嘉祐四年（1059），恢复并州为太原府。此后，太原地位日渐凸显，元丰年间为次府，宋大观元年（1107）升至大都督府。此时的北宋政局已然风雨飘摇，太原离新的大规模战乱已然不远。而陈尧佐治并州在宋天圣三年（1025）至宋天圣五年（1027），虽有治绩，却主在治河，于城建影响如何尚待考定，且彼时州治仍称并州，理当没有“太原城”之说；“锦绣岭”之事未知所据，且以山喻城，其间道理仍显牵强。
即便经由陈尧佐等名臣治理，太原在嘉祐恢复府治前后的发展状况也并不如意。太原地区自旧城毁灭，新城草创，百废待兴，加之常年处于对辽与西夏作战转输的前沿，太原父老苦不堪言，多怀恋旧城，常常往驻于旧城废墟之上。宋淳化三年（992），朝廷下诏禁止百姓于故城内居止耕种，并且对肯迁者予以奖励。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并州太宗神御殿失火，仁宗对此忧愁不满，范镇借机上书言道：“自太宗皇帝下并州，距今七十七年，故城父老不入新城，陛下宜宽其赋输，缓其徭役，以除其患……”
这种情况下，太原地位的提升与其说是和平发展的结果，毋宁说是战乱倚重的结果。这一点即使在北宋初期也是毋庸置疑的，《宋史·地理志》记载：“太宗平太原，虑其恃险，徙州治焉。然犹为重镇，屯精兵以控边部云。”
只是这种军事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与城市发展并不一定有直接关系，太原在北宋一朝的发展始终处于一种“参商不两兴”的文化与历史的矛盾纠葛中，实属于逆势生长的状态。终宋一朝，自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平太原至宋靖康元年（1126），147年对太原的统治期间，或为对辽前线而趋战备，或为对西夏后方而疲于转输，至宋末，宋金形势日益紧张，太原府更升为大都督府，规制虽升，而形势日非，终北宋一朝，恐难见“锦绣太原城”之色。（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