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党中央在红军干部学校的基础上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以下简称抗大）。

　　毛泽东非常关心抗大的建设，鼓励抗大师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为抗大制定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

　　1939年6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迁移晋东南的决定。7月10日，抗大以“八路军第五纵队”的番号，在罗瑞卿、成仿吾等同志的率领下，告别延安，向敌后根据地挺进。

　　抗大原计划直接向晋东南进发，但因连日大雨山洪暴发，汾河涨水不能通过，且日军正对晋东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抗大无法按照预定的路线转移。经请示中央后，抗大临时改变行军路线，转道走北线进入晋察冀边区根据地，伺机再挺进晋东南。

　　为便于指挥、协调，120师新358旅旅长彭绍辉与罗瑞卿商议，决定将抗大、陕公等7000人分为三个梯队，由碛口东渡黄河，翻越吕梁山，经离石、方山，集中在娄烦一带，而后由新358旅714团护送，分三批通过同蒲路封锁线。

　　抗战时期，阳曲以同蒲线为界，划分为东阳曲、西阳曲。东为晋察冀根据地，西为晋西北根据地，是抗大转移的必经之地。

　　抗大转移经过同蒲铁路时，最大的威胁是高村的一座炮楼。穿过封锁线时，务必保持绝对安静，否则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为了安全起见，所有人员全部轻装上阵，有孩子的女同志一律把孩子寄养到当地老乡家。

　　洪学智、张文夫妇将刚出生不久的女儿洪醒华留在思西村的老乡白银翠、王英夫妇家中。因为女孩是红军的后代，所以取名“红红”。白银翠夫妇为了养育好红红，把13岁的大儿子打发到外面给人做工,将出生不久的小儿子给了别人，含辛茹苦抚养红红12年整。

　　抗大转移是个大课堂。在深入敌后长途行军中，学员们在住宿地以石头当板凳、双腿当课桌，坚持学习。学员们一边行军一边讨论，教员们在行军行列里跑前跑后，解答学员提出的各种问题。

　　抗大转移也是个大练兵场。转移途中，学校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实施行军、宿营、侦察、警戒等军事训练，使广大学员从战争中学会了本领。

　　经过3个月的转移，抗大总校行程2500余里，翻越吕梁山、云中山、太行山，渡过黄河、汾河、滹沱河，穿过同蒲、正太封锁线和日军星罗棋布的碉堡，于1939年10月10日顺利到达晋察冀根据地，从此，抗大的旗帜飘扬在华北的每一块根据地。

　　中共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