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珊珊

　　柳宗元，山西河东人，闻名古今，被后世奉为一代文学宗师。《江雪》里的万千孤独，寓言小品中的“内方外圆”哲学，《永州八记》借游记写胸中愤郁，他以自己的创作践行着“文以明道”的文学理想。阅过《民役官鉴柳宗元》（北岳文艺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细细思量才明白，他所提倡的道不仅是文学的“道”，更是政通人和的“道”，是中国文人士大夫孜孜以求的君子之道。

　　面对藩镇割据、宦官持政、党争纷沓，柳宗元痛心疾首，为除弊振兴国纲，与王叔文等革新派推行“永贞革新”。然而，唐朝风雨飘摇，积弊已久，政治上横冲直撞缺乏谋略的他们，注定要为失败埋单。中国的文人士大夫竭力于用文字在政治现实与理想的失衡间，寻求出路，亦如作者陈为人老师文中所说：“几千年来，中国的文人士大夫，总是身不由己，抑或是殊途同归地落入同一轨迹：文学家官场得意成为政治家，政治家官场失意又回归文学家。”“感激愤悱”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柳宗元文学的成就，以及廉政的思与行。

　　“觇文辄见其心”，作者在书中详细梳理了柳宗元在不同时期的作品，浓墨重彩地向世人昭示着柳宗元在不同人生阶段的政治抱负与廉政事迹。在《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中，少年时期的柳宗元直言不讳地说：“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鲲鹏展翅、血气方刚。观柳宗元早期位列朝堂的文章，诸如《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送宁国范明府诗序》等，反复强调“书而志之者又十余年，其事大备”“夫为吏者，人役也”，经年苦学只为报国利民。他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毅然加入革新派阵营，积极推行打击宦官势力、反对藩镇割据、罢宫市五坊使、免苛征恤百姓等政策，力求革除政治积弊。令人戚然的是，这场政治运动并不适应时代的要求。

　　改革失败后，柳宗元政治上消沉却不消极。他在《王孙》中借对猿和猢狲善恶对峙的描写，大胆刺谏党争。甚至在四面楚歌之际洋洋洒洒写下《故尚书户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间刘氏志文》，悼念王叔文母亲，赞王叔文“坚明直亮，有文武之用”，更相信他们坚守的“利安之道，将施于人”。

　　遭贬永州，他愤懑、忧愁，也陷入自我怀疑。最终，他自省自愈，“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他在《南霁云睢阳庙碑并序》中赞扬南霁云唯守义贞之道，歌颂慷慨许国的壮烈胸怀。还以《谪龙说》《骂尸虫文》《宥蝮蛇文》《宋清传》等一系列寓言体小品文和传记文，于深沉感慨中展现他“所忧在道，不在乎祸”的廉吏作风和政治情怀。

　　既不能施政普照四方，那就护一方安泰。在柳州刺史任上，他抑志敛性，布新革弊，赢得了柳州民众的支持和信赖。去世后，归葬故里，柳州人民依然为他设立柳侯祠堂，供奉不绝，“柳柳州”的时称也载刻史册。

　　柳宗元始终关注大我，独不计较小我，所以他能与现实和解，但始终不能与自己的理想和解。47岁英年郁终，家无余财，无资发丧，留下孤儿寡母凄苦生活。陈为人老师在书中总结道：“从柳宗元身上，我看到了政治家、文学家两种命运轨迹的交错际遇。它形成了一个历史时空的交叠点和折射点，捕捉到它辐射出、蔓延出的盘根错节千丝万缕，也就写出了中国几千年来文人士大夫的‘宿命’。”似乎是宿命，但更是柳宗元以及几千年来中国文人士大夫自己的主动选择，是他们前赴后继践行的道义信仰。“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他们或敢于谏言，或革新除弊，或救世益民，或秉行廉洁，傲然守持为士初心，以所学所思所行，推动文学发展和历史进程，更是使士大夫君子精神光耀古今，融入山河。

　　一代代人追寻、探索，一代代人共鸣、效仿，一代代人坚守初心、廉洁奉公。如何让廉政文化在当今发扬光大？文学就是最好的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