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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柳宗元 意在笔先

柳宗元在长安时期,写过一篇人物传记《种树郭橐驼传》。郭橐驼患有佝偻病,以种树为业。有人问他树种得好的原因,他答:“我只不过能够顺应树木的天性,不做拔苗助长的蠢事罢了。”《种树郭橐驼传》体现了柳宗元无为而治、顺应自然的为政理念。

陈为人

  我为“山西廉政文化丛书”撰写了《民役官鉴柳宗元》(北岳文艺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

  何谓“民役”?

  柳宗元在《送宁国范明府诗序》中言:“夫为吏者,人役也。”所谓的当官,就是要做老百姓的仆人。后来,柳宗元被贬官永州期间,在《送薛存义之任序》中,又重申和强调了“吏为人役”的观点:“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他们应该是为百姓办事的仆役,而不是去役使老百姓。“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佣乎吏”,凡是靠土地生活的人,从他们的收获中抽出十分之一来养活官吏,希望官吏公平地为自己办事,是这样一种雇佣关系。柳宗元又进一步说,现在的官吏拿了百姓的钱却没有尽忠职守,甚至还监守自盗进而窃取他不该得到的分外之利。假如你家中雇佣了一名仆人,他接受了你的报酬,却怠慢你的工作,还偷盗你的物品,那么你肯定会非常气愤,撤掉他的差役,对他进行处罚。“有达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如果官吏明白这层道理,怎么会不诚惶诚恐而有所顾忌呢?

  柳宗元在多篇文章中,都涉及到“官”与“民”的关系问题,并毫无疑义地表达了“官为民役”的观点,提出对“怠事”“盗器”之吏,应由民众“黜罚”的主张。说白了,“民役”就是要为老百姓服务。

  何谓“官鉴”?

  柳宗元在“仕进之途”,屡试不中而越挫越勇,给人一种“官迷”的错觉,好像他削尖脑袋也要钻进官场。其实,柳宗元在《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一文中,早就阐明了自己对“举仕入官”的看法。

  柳宗元认为,想当官的人中:一种人并不知道当官要做什么,只因为“举天下而好之,吾何为独不然”,人弃我弃,人取我取,大家都争着当官,当了官光宗耀祖;一种人,“有慕权贵之位者,以将相为悦者也”,当了官自然带来一连串的好处,权力很容易转化为利益。

  柳宗元写过一篇《守道论》,阐述了自己的“为官之道”。柳宗元认为“官也者,道之器也,离之非也”,“守道”比“守官”更为重要。也就是说,当官只是实现你理念的途径,不能说你在这条路上飞黄腾达,却忘记了初心。柳宗元基于“官所以行道”的原则,主张“守道”与“守官”的统一。柳宗元虽然迷恋于金榜题名,但是如果当官不能实现自己的主张,则“言从则人留,言不从则人去”,完全可以挂冠而去,弃乌纱如敝屣。

  柳宗元的为官之道为后人树立了标杆。

  撰写《民役官鉴柳宗元》的难度,是史料提供的柳宗元材料太多,如何削繁去冗,展现人物的精神实质?

  每个人的写作都是极端个性化的,我们对历史人物的撰写,都有一个“由己及彼”的心理过程。“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如果脱离了自己的内心体验,也就失去了笔下人物形象的生动与深刻。

  传记文学的想象力,表现在对历史资料的认识和梳理中。我觉得应该从浩瀚的历史记载中去钩沉添补起历史的空白。而不是用想象(有时会表现为“想当然”)去推断。想象代替不了读者期待的“眼见为实”。传记作者的想象力是要从支离破碎的历史材料中,像用马赛克片拼凑起一个三维画面,还原“历史的现场”。

  历史人物的心理矛盾或意识流我们看不到,但从历史的记载中,通过不同时期不同人物的讲述,我们可以运用“蒙太奇”的嫁接得到展现。在许多古籍中,不乏自相矛盾之处,以前我们都认为是后人假托圣人言,但细细琢磨这些地方,矛盾之处正是深刻之处,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相左矛盾的记载,揣摩到古人的心理。古人也曾是活生生的人,也有生存压力和思想困惑,也充满着内心的冲突,“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们应该走进传主的心灵,从那些不同时期、不同场景的变化中,感受到人物心理的“蛛丝马迹”。

  如何方能算是杰出的传记作家?史学家的严谨、文学家的笔力和哲学家的思考深度。

  让我以自己的粗浅体会,与传记文学作家们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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