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小骏

　　《独持清德陈廷敬》（北岳文艺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作为“山西廉政文化丛书”中的一册，实际上已经是我所写的关于陈廷敬的第三部传记了，更准确地说，是同一部传记的第三版。从2015年第一版开始算的话，到这本书出版，前后历时接近10年。从我个人出发，10年时间，无论是文本角度，还是对传主陈廷敬的了解，都有些变化。

　　2015年秋，我初次接触到这个题材的时候，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很多试图创作古代人物传记的作者们都面临的问题——资料不足。与这几年兴起“陈廷敬热”之后的局面不同，当时“陈廷敬”的名字尚且少有人知，有关陈廷敬的人生经历、日常所创作的诗词文章、关键历史事件发生时所上的奏章和与友人同僚之间的书信往来等，都不齐备。所幸任茂棠教授主编、多位高校文史哲教师合著的《陈廷敬大传》，在2011年底已经出版，其中澄清了陈廷敬本人的历史经历。陈廷敬“在朝任职53年，长期担任康熙皇帝的经筵讲官，曾在中央六部中的四个部担任过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主持编修了影响深远的字书巨作《康熙字典》”这样的形象，终于清晰了一些，给我的创作提供了巨大且不可取代的作用。然而，陈廷敬“生前宦达显赫，死后文名寂寞”长达300余年，尽管各位老师、前辈们兢兢业业地发表、出版了《陈廷敬史实年志》《陈廷敬思想研究》《清初学风与陈廷敬思想简论》《陈廷敬诗学研究》等书，但这些书籍在内容上偏向学术，阅读门槛较高，目的是填补当时的学术空白，因此导致在可读性与普及性上有不足，也就与我当时的创作目的不完全一致，还需要从多个渠道继续补充。

　　当时我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在于“线索”。传主陈廷敬事迹诸多，对读者而言如果只从逸事来看的话，会太过散乱又繁杂，可要是简单按照时间顺序罗列，不免又失去对事实背后更重要的“动力”或者“动机”的思考，整部作品会显得格调不高，更失去了这套丛书之所以立项、出版的重要意义。解决这个问题，必然要求创作者以某种个人的角度对传主的行为或事迹进行解释，这样从读者的视角来看传主的人生便符合了某种命运，或者说，传主的诸多独立发生的事件也便具有了某种目的，因而有了必然性，也因此可以被解释，换言之，成为一个可以被读者理解的故事。但这样做，可读性被满足了，客观性却必然受损：人类是如此复杂的生物，一个独立的客体试图理解、代入、重现另一个客体的所思所想所为，实在是太过狂妄了。更何况还隔着时代的鸿沟，与社会环境的差异。

　　在创作第三版陈廷敬传记《独持清德陈廷敬》时，我有一个小小的野心：能够尽量讲清楚陈廷敬的生平，能够尽量解释陈廷敬行动的原因，能够尽量展现陈廷敬面临的困境，以及能够尽量刻画一个更生动的“人”。其中，讲清楚传主生平事迹需要的是耐心和细心，收集资料是一个漫长而充满折磨的过程，某些事迹可能存在于你完全想不到的地方，而验证它们的难度甚至还在得到它们之上。而解释他的行动需要对当时社会环境、经济表现、政治气候以及同时代政治人物都有所了解，除此之外还需要结合一部分心理学、逻辑学的了解，换言之，这需要相当的学术素养，对我来讲难度就更高了。展现困境是这几个要求中最贴近文学的——把某些只基于个人感受的情绪演绎成可以被读者“同感”的过程，使用的正是文学创作技巧，这一环节的难度在于克制，避免作家身份本能地对“高潮”或者“戏剧性”的追求，冷静地保持历史原本样子的描述是我付出最大努力的地方。

　　最后，让陈廷敬还原成一个“人”，一个个体，也正是我认为这一版本最有价值的部分。在原本的传记形式中，对主旨的追求或宣扬是通过对某些细节解读、有时甚至是夸大来完成的。在本书中，我把传主与同时期那些华彩的政治人物的生平或者行为进行对比来展现。索额图、明珠、徐乾学、高士奇、熊廷弼等大家耳熟能详的人物，在与陈廷敬共事的过程中逐渐远去，我把他们的经历与陈廷敬放在一起，想说的其实是《孙子兵法》中的一句话：“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作为政治人物，让他真正矗立到最后的，其实不是某些闪光时刻，而是严谨的习惯——不犯错。

　　这句简单的话，做起来是多么难啊！

　　配图为《独持清德陈廷敬》插图 李庆富 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