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 魁

　　2008年夏，北京奥运会召开前，我辞去当时的工作，准备9月去上海读研究生。那时我已写了4年小说，在各文学刊物发表了几篇作品。这忽如其来近3周的空档期，我没有选择去旅游，而是回到山西老家，陪伴已80岁高龄的爷爷、奶奶。和老人生活在一起，时光过得总是很慢，闲来无事，就琢磨写点东西，小说《莫塔》就是那个时期开始动笔的。

　　《莫塔》前后写了3个半月，初稿4万字。写下开头第一句时，我还在晋南小城，炎炎夏日的午后，终稿时我已身处秋雨连绵的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图书馆。我记得那是个雷雨天，我将装订好的《莫塔》打印稿，小心翼翼地装进档案袋，一大早乘坐公交车前往离学校最近的吴泾镇邮局，寄给《上海文学》时任编辑崔欣老师。

　　稿子寄出的头一个月，我和多数文学写作爱好者一样，几乎每天会定点去翻看宿舍楼外的公用邮箱，心情既期待又紧张。期待的自然是能收到编辑部的拟用稿通知，紧张的则是担心稿件寄回来，附带一封“无情”的退稿信。这样前前后后，自我折磨了一个冬天，2009年，元旦假期最后一天，我在宿舍百无聊赖地玩着电脑游戏，浏览器猛然跳出一个弹窗，我以为是垃圾广告，正要点击关闭键，瞥了眼看清，是有一封新收到的电子邮件提醒，寄件人来自《上海文学》编辑部崔欣。

　　那封邮件并不长，崔欣老师开门见山地说，小说《莫塔》整体来说还不错，已过一审，报了二审，最终能不能发表，还需要走相关审核流程，请我耐心等待。我几乎是屏住呼吸，读完那封不足百字的电邮。我第一时间回复了崔老师的邮件，除了表达我愿意继续等待进一步消息外，还写了些笨拙的感谢话语。

　　又过了两个月，2009年3月初的某个傍晚，有串陌生号码连着给我打了数个电话，我因打球而错过接听。我赶忙回拨过去，刚一接通，电话那端传来一位男子浑厚的声音：“吕魁好，我是《上海文学》编辑金宇澄，也是你的小说《莫塔》的二审责编，你的这篇小说有特色，故事性也算完整，但我这边还是有些修改意见，你看这几天你什么时候方便，来一趟《上海文学》编辑部，我们当面聊下稿子。”当时我怎么回答的，如今早已记不清，但我记得或许是刚打完一场篮球赛的缘故，接听金老师电话时，我的心脏怦怦直跳，电话挂断好半天，我都兴奋得回不过神来。

　　到了与金宇澄老师约好的改稿日，我按时赴约。金老师办公室并不宽敞，甚至可以说是逼仄，屋内各个角落都堆满了期刊书报。他桌前的打印稿件一摞摞，犹如小山。金老师找出我的稿件递给我，我搭眼一看，红蓝两色笔的批注密密麻麻，就连错别字，金老师都一一标注出来。金老师就小说《莫塔》提了七八条修改意见，因时间久远，有些我已记不太清，只记得他说：“目前这一稿，小说结尾部分基调略显灰暗，建议结尾重写，能让读者看到希望，不要读起来太压抑。”我谢过金老师，拿着他改过的稿件，如同取走考试卷的小学生，既羞愧又略紧张，出了他的办公室。

　　我基本遵照金老师提出的修改意见，将《莫塔》重新改写，全文字数也从最初的4万字，删减到3.3万字。我又一次鼓起勇气，把修改稿寄给了金老师。这一次我没有等太久，大概两周不到，我就收到金老师发来的电子邮件，他先是肯定了我的修改，紧接着告诉我，因《上海文学》近期积压稿件较多，《莫塔》即便近期送三审，刊发出来最快也得是来年下半年。金老师问我是否愿意等，同时又说，他认为修改后的《莫塔》质地不错，建议我可以先发表在其他文学刊物上，日后待我写出满意稿件，再向《上海文学》投稿也不迟。

　　之后，《莫塔》有幸发表在《人民文学》2009年第8期（总第六百期）新锐作家专号。更幸运的是，《莫塔》还是那一期的头条。《莫塔》发表后，《小说月报》《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相继转载，并入选了当年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2009年中国中篇小说精选》，还卖出了影视版权。也就是从《莫塔》开始，我算是真正走上了文学写作之路。文学评论家和一些编辑老师认为《莫塔》算是我的成名作，这点我较为认可。自《莫塔》发表后，我有了更强的写作冲动，在《大家》《百花洲》《山西文学》《文学界》接连发表了7篇中短篇小说，进入了创作澎湃期，也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所有的阳光扑向雪》。

　　《莫塔》发表后，我给金老师发了条短信，大意是向他汇报我的创作近况，并对金老师给予我的帮助表示感谢。我明白，《莫塔》能获得成功，与金宇澄老师前期对这篇小说给出的修改建议密不可分。是金老师让我认识、学习到，一位优秀的文学编辑是怎样帮助写作者打磨作品，呈现出它最好的一面给读者。

　　颇为遗憾的是，那之后我与金老师再无交集。又过了几年，金老师从幕后走向台前，也写起了小说，且出道即巅峰，一部《繁花》更是获奖无数。电视剧《繁花》2023年底播出，我追剧追得不亦乐乎，每当看到片头出现“原著金宇澄”，就会想起，多年前初春的上海，我去金老师办公室，听他讲稿子的那个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