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亮

　　644年，隐居东皋（今山西河津）的王绩为自己写下墓志铭：“有唐逸人，太原王绩。若顽若愚，似矫似激。院止三径，堂唯四壁。不知节制，焉有亲戚……”这是唐贞观十八年，王绩55岁。

　　流传于世的墓志铭，绝大多数都由他人撰写，敢于自撰的似乎不多，名人里也就陶潜、徐渭、张岱等数人，还有这位“有唐逸人，太原王绩”。王绩的兄长王通，是隋末的著名学者、王勃的祖父。

　　自为墓志铭之所以罕见，不仅要有看透生死的旷达，“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疣溃痈”，更要面对如何持论下笔的难题。由友人、后辈乃或当世名流，深情缅怀逝者一生的道德功业，再赞以诸般高尚的文辞，方才合适。自为墓志铭可不比王婆卖瓜，国人历来以谦虚为美德，如在墓志铭中自我吹嘘，只怕效果适得其反。

　　王绩、张岱自作的墓志铭之所以被后世奉为经典，妙就妙在并未自吹自擂，而是在戏谑自嘲中，让读者慢慢品味其清高自许，不落流俗。

　　王绩在世时，乡人时常咍之诮之。在世俗的眼中，他是酒狂，是官场失意者，是庆吊礼绝的孤僻者，是用以警诫子弟的负面典型。唯有在文字中，我们方能读懂那颗孤高不屈的心灵。时隔近1400年，当我在书桌前捧读《王绩集会校》，脑海中总浮现出贞观盛世那个“才高位下”的清癯身影。

　　王绩的诗文中，提到最多的古人便是陶潜。陶渊明曾作《五柳先生传》自喻，王绩就写了《五斗先生传》（王绩在文中称自己一次能饮五斗酒）。五柳先生虽嗜酒，毕竟还是由亲朋故旧置酒招之，醉后也只是衔觞赋诗，作文章自娱；而五斗先生只要有以酒请者，无贵贱皆往，醉后则是昏昏默默，万物不能萦心。两相比较，前者为洒脱蕴藉的隐士，后者乃放浪形骸的名士。

　　陶渊明曾用文字为后世虚构出一个美好而遥远的桃花源，王绩同样以文字塑造出一座子虚乌有的醉乡。王绩在《醉乡记》中写道：“醉之乡，去中国不知其几千里也。”“其俗大同，无邑居聚落；其人任清，无爱憎喜怒。”《醉乡记》中这个淳寂渺茫的世界，似乎比落英缤纷的桃花源更难企及，却也更富庄子的哲学意味。

　　这般个性鲜明的人，势必难与世俗妥协。王绩一生三仕三隐，出仕往往只是为了能饮到美酒。待诏门下省是为了日给一斗的良醖；求职太乐丞是为了府史焦革家酿的美酒；而弃官同样是因为嗜酒而妨害职务，屡被勘劾。这位惊世骇俗的斗酒学士，世人多见其沉醉之时，却不晓其清醒之处。然而王绩的幸运在于，世上总还有那么几人，理解和尊重他选择的人生道路。

　　王绩的兄长王通，续孔子六经，人称“文中子”，弟子门徒多达千人，其中不乏薛收、温彦博等后世名流。然而这样一位老夫子，对待其弟王绩却毫不迂腐。王绩喜欢屏居独处，厌恶接对宾客，兄长便不拘以家务，而是分给其河渚良田以供生活，乡间庆吊婚冠的应酬也不强求王绩参加，任由他自在随性如山麋野鹿。

　　不止兄长的宽容，隐居的王绩还受到地方官的尊重。本州刺史杜之松久仰王氏声名，特意致书求教。不料王绩的《答刺史杜之松书》尽显名士清狂，“闻命惊笑，不能已已”，我在这里“帷天席地，友月交风”，想让我王绩“揖让邦君之门，低昂刺史之座”，去你的吧！

　　历史显示了可爱的一面，被王绩冷落嘲讽的刺史同样并非俗士。杜之松见到王绩的答书，并未恼羞成怒，而是诚恳地回了一封《答王绩书》。他盛赞“结庐人境，植杖山阿”的王绩“此真高士，何谓狂生”。那种发自内心的钦佩“仆虽不敏，颇识前言，道既知尊，荣何足恃”，最终打动了王绩。在《重答杜使君书》中，王绩不再摆名士的傲慢架子，而是认真与杜之松探讨家礼丧礼的学术问题。两人的往来书信辞采卓然、情真意切，一并载入文学史册，共同见证了唐人的风雅与豁达，可谓文坛佳话。

　　唐朝是个有诗意的时代，山西是块有故事的土地，曾有那么多有趣的灵魂在这片黄土地上驻足。如今立于河汾之畔，遥想当年，王绩所饮该是怎样的美酒，所吟会是怎样的乡音？这一切仿佛都被冲入历史的长河中。他似已走远，但他的文字永远活在这片土地上，活在我们的血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