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高

　　我现在就在这里。这里就是您的家乡，山西晋城沁水县的尉迟村。

　　它坐落在大山坳里一片相对平缓的山坡上，西靠大凡山和凤凰山，东有沁河水流过。这座和晋东南任何一个乡村没有多大区别的村庄，就是您的出生地和人生最后的归宿地。我回首眺望，红瓦白墙的房屋高低错落有致，嫩黄青翠的春意挤满了院落和村巷，怒放的桃花和丁香温婉了村庄的冷清。村里的人说，您把尉迟村里的人和事留在书里，您把沁河两岸的人和事都写活了。您知道，变换的是沁河两岸的四季风光与风物民情，而永远不变的是土地上的人和世道人心。

　　村头尉迟门不远处展厅前的松柏林荫里，立着一座座书一样的黑白相间的纪念碑，《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等。真的，犹如一座又一座文学的丰碑，屹立在沁河岸边，屹立在中国北方农村的大地上，屹立在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辽阔森林里。

　　陵园两旁松柏相间的一块块碑石上，黑白分明地镌刻着众多名人名家对您著作的赞誉。面对众多的权威和大家把您捧为“方向”和“道路”，您恐慌不安。您说：“我个人觉得有拔高的意思，怕影响不好。我并不是什么大作家，不过是为农民说了几句真话，是个摆地摊的，去夺取农村封建文化阵地。”

　　那个外墙暗淡厚重的小展厅吸引着前来拜谒的人们。走进那深褐色的大门，肃穆庄重的气息从四面缓缓散发出来。您所走过的曲折道路、艰难探寻、风光岁月，引起了后生晚辈的驻足、观望、沉思、遐想。照片里的您，总是身穿棉袍，头戴毡帽，两手筒在袖子里，像乡村里的会计或教师，过着极简而清淡的日子。1947年1月，一名叫杰克·贝尔登的美国记者来到边区要采访您。他说：“你的作品印过很多版，发行量非常大，稿费收入一定很可观，如果在美国，你会成为富翁的。”您说：“我的书出过多少版，我也不知道，至于版税和稿费，我没有得过，也不去讨要，我是不谈稿费的。”

　　《三里湾》写完之际，几家大牌出版社都来“抢”稿，但您都婉言拒绝，把稿子交给了小小的通俗文艺出版社。那些大出版社不理解，问道：“这个出版社名气小、规格低、稿费少，为什么偏要把稿子送给他们出版呢？”您说：“我不管这些，我只知道这个小出版社是专门面向广大群众的。冲这一点，我就决意要把自己最满意的作品送给它。至于稿酬高低，那更无所谓了，我倒是希望付给我的稿酬再低一些。因为稿酬低了，书的成本就低了。成本低了，书的定价也就相应地会更便宜些。这样一来，不就减轻了群众购书的经济负担么！”您的想法惠及了广大读者，特别是广大的农村群众，而且激发了一些农村青年文学创作的热情。当年的陈忠实正是其中之一。《三里湾》是陈忠实平生读的第一部文学作品。读完后，他拿起笔写出了平生的第一篇小说《桃园风波》。

　　这里是您的故居，您的祖屋。这座清朝的老院有些灰暗、苍老、落寞和斑驳。二楼的木质门扉紧闭，通向它们的楼梯亦是暗淡发黑，仿佛古书的样子，犹如历史的颜色，时光在它们身上留下传统的沟沟壑壑。其实，这些正是您喜欢的味道。您曾经在这个老院里爬上爬下，看略懂中医的父亲赵如清烧香铺灯，吃斋信佛，进进出出；迎接那烟酒不沾、葱蒜不挨的舅舅，给您讲惜字焚纸的故事；更多的是和母亲种地收粮、挑水喂猪。这里曾经充满了您的欢声笑语，您从小就喜欢八音会、民间说书、鼓词、上党梆子、民歌、民谣这些尉迟村土生土长的民间文艺。当然，这里也保存着您终生追求并向往的温馨而清简的生儿育女的生活。

　　您终究是一个很认真、很固执、很倔强的人，一个严格要求自己、个性鲜明的人，一个不随波逐流的人，一个有着传统士大夫情结的人。您把自己的创作追求归结为“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您是识“人质直而尚义”的时务的。这是潞、泽二州地方志上的话。

　　我看见老院中央的那棵梧桐树，高大、修长，刺破了天空似的繁密茂盛，那么充满力量地绽开了崭新的春意，绽开了生命的不屈不挠和精神的宽阔绿荫。想起了日本学者竹内好的话：“对中国现代文学最有代表的两种影响，一种是茅盾的文学，一种是赵树理的文学。在赵树理的文学中，包含了现代文学，又超越了现代文学。”是的，您作为一位融农民、革命者、知识分子于一体的作家，以中国乡村伦理为基础，创造了一种以传统文化为中心，高度融合古典文学、民间文艺、现代文学的“赵树理文学”。如今，这棵“赵树理文学”的参天大树，正在荫庇着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中国文学一代又一代的晚生后辈。

　　真的，我们应该常回这里看看。因为这里会给我们许多的启发与思考。因为这里有文学之灵与做人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