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芳

　　我站在阳台上，暮色渐渐漫过窗台，手里捏着儿子那枚崭新的党员徽章。金属的纹路在夕阳下泛着微光，像极了20多年前我在党旗下宣誓时，胸前第一次别上的那枚党员徽章。儿子在我身边雀跃地说，他成了学院里大三第一批入党的学生，语气里的骄傲藏都藏不住。

　　恍惚间，记忆被拉回山西晋中的那个小山村。黄土坡上的窑洞前，总有个佝偻着背的身影，左手拎着药箱，右手提着半袋玉米，深一脚浅一脚地往贫困户家里走。那是老陈书记，我们村的老党员，今年已经90多岁了。我16岁那年，暴雨冲垮了晒谷场，他踩着没踝的泥水挨家挨户搬粮食，腰疼得直不起来时，就靠在土墙上喘口气。后来我才知道，他前一天刚从县里开会回来，为了给村里争取打井的指标，在镇上跑了整整3天。那晚他蹲在我家灶台前，油灯的光映着他袖口磨出的毛边，也照亮了他那句话：“党员嘛，就是要把别人的事当成自家的事。”这句话像颗种子，在我心里生根发芽，让我明白目标的坚定不在于豪言壮语，而在于日复一日的坚守。

　　老陈书记这句话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后来我考上了太原卫校，临行前，老陈书记塞给我一本《共产党宣言》，书页边角被他用红笔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2000年，我穿上护士服，站在党旗下宣誓时，手心全是汗，却把腰板挺得笔直——我怕辜负那盏油灯下的期望。在急诊科值夜班的日子里，每当困倦袭来，我就翻开那本书，老书记在扉页上写的“守护生命就是守护信仰”几个字，总能让我重新打起精神。这种坚持让我想起拿破仑对追随者说的那颗“看不见的星星”，真正的目标往往存在于心灵深处，却能照亮整个前行的道路。

　　2020年正月初三，医院征集援鄂医护人员的通知贴在走廊上，白炽灯刺得人眼睛发酸。我签完请战书后回家，丈夫沉默地替我收拾行李，他往我的背包里塞保温杯时突然低声说：“家里有我，你放心。”他转身时抹了把眼睛，儿子抱着我不撒手。高铁开动时，窗外的雪覆盖着田野，铁轨像一条银线伸向远方。邻座的张医生正往手机里存女儿的照片，屏幕上的小姑娘扎着羊角辫，笑得像个小太阳。此刻，我带着老书记那句朴实的话语，奔赴没有硝烟的战场。

　　在黄冈的日子像一场浸在消毒水里的梦。防护服闷得人喘不过气，护目镜上的水雾糊住了视线，N95口罩的系带勒得耳朵生疼。每次脱防护服都要花半小时。有一次我的橡胶手套破了个小洞，直到摘下来才发现手指被泡得发白。可每当患者握住我的手说“谢谢”时，我总会想起老陈书记扛完粮食后，额角滴在黄土上的汗珠。重症病房的王大爷总爱讲他抗美援朝的故事，说他相信共产党派来的医生；年轻护士小林在防护服背面画笑脸，说这样病人看了会开心；方舱医院里有个小女孩，每天追着我问什么时候能摘下口罩看看阿姨长什么样。这些点滴让我明白，坚定的目标从来不是孤立的，它会像火炬一样传递，点燃更多人心中的希望。

　　最难忘的是夜班结束的凌晨，我在酒店走廊撞见同组的护士蹲在地上给家里打电话，声音压得极低：“宝宝乖，妈妈打完怪兽就回来。”我摸出手机，丈夫发来的照片里，儿子在书桌前写作业，桌角摆着我的工作照，旁边歪歪扭扭写着“妈妈加油”。照片里，他用的还是我出发前新买的台灯，灯罩上的便利贴上写着“数学作业要检查两遍”。这种隔着时空的牵挂，让我想起司马迁完成《史记》的毅力，真正的目标从不会被距离和困难阻隔。

　　去年夏天，我带着儿子回晋中探望老陈书记。老人坐在窑洞前的枣树下，九旬的腰板仍挺得笔直，手里攥着那本我当年还给他的《共产党宣言》，书脊用胶带粘了又粘。听说儿子成了预备党员，他的眼睛突然亮起来，激动地抓住孩子的手腕：“娃娃，党员的路得一步步走扎实。你看这黄土坡——”他指着远处新修的灌溉渠，“当年咱们村打第一口井时，多少人说我异想天开？可共产党人的目标，从来不是挂在嘴上的。”枣树的影子斑驳地洒在他身上，恍惚间我仿佛看见60年前那个在油灯下批改文件的年轻党支部书记。这种传承让我明白，坚定的目标就像接力棒，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奋斗。

　　此刻，我扣上儿子的行李箱，指尖抚过那枚党员徽章的纹路。从山西窑洞前的油灯，到湖北病房里的无影灯，再到如今别在儿子胸前的党员徽章，原来有些光芒从未熄灭——它们只是化作不同的模样，在岁月里薪火相传。

　　当明天的晨光照亮儿子奔赴校园的身影时，我知道又一颗种子正在破土而出。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像那位90多岁的老党员一样，用一生的坚守来证明：坚定的目标，从来不是终点，而是一段又一段传承的起点；不是个人荣耀的勋章，而是照亮更多人前行的火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