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成

　　1971年春季，得知母校由初中变成高中，不少同学通过推荐选拔上了大学，刚入伍两三个月、仅有初中学历的我，内心被强烈的渴望填满。我暗暗下定决心，要在当兵的同时学完高中和大学课程，绝不能在知识上落后于他们。就这样，我开启了在军营里的“大学”生涯。

　　上“大学”得从高中课程开始。我按照高中文科设置，到驻地书店购置教材。当时全国教材尚未统一，我买到的语文、政治、历史、地理等课本都是山东省的。学完高中课程后，我决定攻读大学历史专业。书店里没有大学教材，我便大胆地给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山东大学历史系写信求购。最终，我收到了山东大学寄来的一本《简明中国历史》和一些打印资料，还附信告知当时没有统一规范教材，让我按教学大纲自行找书学习。这份意外的回应，极大地鼓舞了我学习的信心。

　　依照山东大学历史专业的教学大纲，我购置了大量历史书籍：范文澜教授的《中国通史简编》，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以及《美洲史》《亚洲史》等各大洲历史、专题史著作，还有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等，前前后后买了20几套。那时，我的津贴从每月6元逐年涨到20元，大部分都花在了购书和订报刊上。考虑到自学数学难度太大，加上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对英语学习的影响，我暂时放弃了这两门学科的学习。

　　在军营上“大学”，我也有自己的老师。分队长徐笑容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特设师胡作申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他们都是高材生。徐分队长戴着眼镜，圆脸胖胖的，一身军装也难掩文质彬彬的气质；胡特设师高高瘦瘦，总爱捧着书本，衣服鞋子脏了都顾不上打理，除了钻研飞机维修业务，也痴迷历史与文学。他们既有军人的刚毅，又有文人的儒雅，带着我在学海畅游。

　　我还有一起学习的“同学”。三分队的何礼坚，广西人，长相清秀，字写得漂亮，爱写诗也爱读书，常和我结伴去书店；二分队的李向东，浙江金华人，个头高，皮肤白净，文质彬彬，我们不仅是好友，更是求学路上的伙伴。

　　我们的“大学”与正规大学不同。部队纪律严格，作息紧张，我的本职是维修飞机、保障飞行安全，学习时间只能靠“挤”。每晚熄灯号响后，我和李向东就拿着课本，到飞机库的工作间学习。好在当时部队鼓励战士学习，只要不过于晚睡，并不算违反纪律。我们把不懂的问题记在笔记本上，利用饭后的零碎时间，向徐分队长和胡特设师请教。

　　星期天和节假日，更是宝贵的学习时光。除了必要的洗衣、写信，我们几乎都泡在飞机库的“教室”里。1974年的除夕之夜，我们俩也是在“教室”中度过。跨年钟声响起时，我们一人咬了一口香蕉，互祝新的一年学业进步。

　　当兵的7个年头里，我用5年半的时间，坚持读完了高中文科和大学历史专业的全部教材，还涉猎了军事、文学、哲学等领域的书籍，一篇论文还被驻地市级报纸发表，并在电台播出，权当是我的“大学毕业论文”。1976年春天退伍时，我带回了满满两麻袋书籍。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我满心期待，却又被现实泼了冷水。文科高考要考数学，而我的数学基础薄弱，高中数学更是未曾系统学习；同时，自己身为县委书记秘书，忙于工作，根本抽不出时间备考。权衡再三，我无奈放弃了这次高考。

　　后来，我又自学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全部课程。1982年，《山西青年》杂志社创办刊授大学，我报名入学，再次系统学习汉语言文学知识。虽然最终未能获得毕业证，但这段求学经历，依然是我人生中难忘的美好时光。

　　回顾这段历程，我始终坚信，在学校大门外学到的知识同样珍贵。这些年，我还参加过成人自学考试、干部函授学习、干部脱产培训，持续不断地充实自己，也在无意间赶上了终身学习的时代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