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冰

　　《天泉舞柏图》是傅山晚年为贺友人文玄锡八十一岁寿辰而作的水墨画，表面看是人情酬酢之作，却承载了远超常规应酬的深刻内涵。画中古柏主体绘于石崖泉边，枝干苍劲有力、变化奇特，表现出古柏历经岁月而饱经沧桑之感；天泉从天而降，源远流长，到古柏根处分数组顺流而下，气脉贯通，寓意深刻。画面位置经营巧妙，用笔生动活泼，点线结合，勾勒顿挫有致，书写韵味浓厚，用墨鲜活，运用水墨的浓淡干湿和浑厚苍润的微妙变化，书写出“舞”柏的婀娜多姿、顾盼多情。这种构图绝非随意为之，而是傅山精心设计的。画上题跋清晰揭示其寓意：“天泉者，言其全于天也；舞柏者，言其可舞而至于百也。”此处“百”与“柏”谐音双关，既祝福友人寿过期颐，更指出其人格如古柏般经霜弥坚。

　　题款中记载的细节值得玩味：“玄道兄以此纸责画，置靖中一年余矣。老病不能举笔。丙辰三月为道兄八十一岁生日，草成一树为寿。”从中可见，傅山将友人的画纸搁置经年，直至寿辰临近才勉力完成。这种拖延并非敷衍，而是在艺术的真诚与应酬压力间达成微妙平衡，傅山以“草成一树”的谦辞掩饰着对此幅画作的投入。

　　可以说，《天泉舞柏图》既是傅山在社会关系中的礼仪性赠礼，也是他真诚表达的艺术作品。

　　应酬之喜：笔墨间的人情温度

　　傅山的应酬书写中蕴含着丰富而真挚的情感交流，这些作品见证了一位艺术家在人情网络中找到的温暖与共鸣。

　　“花竹缘溪水，亭池借小园。黄冠累月住，绿酒不时存。”这是一首题于扇面的诗，从诗前小序可以看出，傅山在友人张植家住了一段时间，其间友人款待周全，傅山无以为报，只能“书扇谢之”。此处所提到的张植，很有可能是傅山老友、明朝大理寺卿张三谟的孙子。

　　民间质朴的求字方式同样也能唤起傅山的创作热情。相传傅山居住太原时，一位村郊邻人携妻子手制布鞋前来求字，这种打破文人雅士常规礼仪的求字方式，反而激发了傅山的创作激情。他欣然赋诗四首以谢，“庞内施鞋，漫为四首鸣谢。荩郎原言换字也”。诗中细致描写鞋子的做工，“秀烟针脚稳，香粉笏头熏。仿佛女冠字，庄严老道君”，将日常物品写出了雅兴。

　　傅山对应酬的积极态度尤其体现在对特殊人生时刻的书写。当庇护过众多遗民知识分子的魏一鳌解职归乡时，傅山以十二条屏行草相赠，笔墨间饱含对友人政治操守的敬意；当老友戴廷栻得孙时，他挥毫写下《贺枫仲得孙》手卷，分享生命延续的喜悦。

　　这些作品证明：当应酬是出自本心，书写便能超越礼仪形式，成为联络情感的方式。

　　应酬之悲：卖艺为生的困境与挣扎

　　当应酬书写从情感表达沦为生存手段时，傅山的笔墨便蒙上了一层悲情色彩。

　　作为明遗民，傅山因拒绝出仕而陷入经济困顿，卖字画成为换取米盐的谋生工具。他在《孝经》小楷题跋中记录了这种辛酸处境：“寓中偶尔无米，父子叔侄相对长笑，颇近清虚，未免有待……令儿持入记室，换米二三斗，救月日之枵。”表面豁达的“相对长笑”背后，是被迫以字画谋生的窘迫。

　　更深的痛苦来自创作自由被剥夺的精神折磨。傅山在给友人的信札中慨叹：“即此尺素，莫非茧丝，坏自老腕，忏悔奚及。书绢了，复得此米盐买卖十六字了事。”将艺术创作贬为“米盐买卖”，足见其内心煎熬。面对“俗物每面逼书”的粗暴索求，他痛感艺术灵性被扼杀：“凡字画、诗文，皆天机浩气所发。一犯酬酢请祝，编派催勒，机之远矣。无机无气，死字、死画、死诗文也。徒苦人耳。”这种被迫创作，无疑将本该“抒情写意”的愉悦变为“役人之役”的苦刑。

　　傅山对应酬的心理逃避尤其令人心酸。面对络绎不绝的索书者，他常以老病为由推脱。在山西博物院收藏的傅山诗作手稿中，《义棠旅次见常山女子诗用妆茫棠三字三首》的款识中写道：“秬兄要书，老臂痛风，实实不堪画鹜矣。”受赠人“秬兄”为谁不得而知，三首诗均意旨难明、诗意模棱，大意似状军中歌女，也难怪傅山写得极不情愿。或将拖延数年的承诺自嘲为“老病逃书，真如蒙童之逃学”。现存信札中大量出现类似记录：为伯岩书写的册子拖延三年才交付；为枫仲书《千文》更是“实三四年矣”，最终用“败笔一枝，是籿侨终日握之以刷墙者”勉强完成。

　　傅山始终视书法为“文章小技，于道未尊”，其理想本是“经世济国”的宏图大业。当看到长孙傅莲苏临摹王羲之书帖颇具才气时，他竟发出严厉警告：“吾且为此事死，尔复造此三昧耶？万万不可开此门户。传语后人，勿复学书，老夫痛惩之矣。”这种态度，可能正源于其自身被笔墨所“役”的切肤之痛。

　　“天泉舞柏”的启示：自主性与社会性的平衡

　　傅山既不是完全拒绝市场的清高隐士，也未一味迎合买主，而是尽量在自主性与社会性之间寻找平衡点。其作品根据受书人关系亲疏及创作情境差异，形成从“米盐买卖”的敷衍之作到“十二条屏”的精心力作的完整谱系。

　　当我们今天在太原市博物馆凝视这幅300年前的寿礼画作时，看到的不仅是古柏与流泉，更是傅山在面对应酬书写时的自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