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崇轩

　　上月底，我拿着《黄河》杂志2025年第6期去看望同在一个大院住的董大中先生，他坐在电脑前上网，脸色还不错，只是话少了。想不到先生于12月18日突然去世，享年91岁，让人震惊、悲恸！

　　这一期《黄河》，刊发了董老师一生最后一篇文章——给我的新著《“开垦时代”——中国新文学潮流中的山西文学》所作的序。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开垦时代”——中国新文学潮流中的山西文学》，是董老师竭诚引导、热情鼓励、提供资料促成的。在向老前辈董老师请教和相互切磋中，我感受到他对后学的真诚襄助与悉心指点、他对山西新文学事业的献身精神和重要贡献。

　　董老师是20世纪30年代人，晋南人氏，学历初中肄业，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进修一年。在太原当过教师、机关干部，曾任《山西文学》副主编、《批评家》主编、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会长。他少有远志，坚持自学，潜心学术，在中国现代当代文学、文学理论与批评上成果丰硕，特别是在山西新文学研究方面，作出了创造性开拓与贡献。

　　青年作家王姝2018年曾在《光明日报》发表长篇文章，文中说：“在山西文学界，有这样一种说法，董大中一个人就是一座研究所。此言不虚。”董老师涉及的研究领域，既宏大又精微，他是从鲁迅研究开始，走向中国现代文学、山西现代文学以及当代文学、文学理论与批评、文化人类学等领域的。鲁迅研究系列著述7本，如《鲁迅日记笺释》《鲁迅与林语堂》等；高长虹研究系列8本，如《鲁迅与高长虹》《狂飙社纪事》等；赵树理研究7本，如《赵树理年谱》《赵树理评传》等；中国与山西现当代文学研究18本，如《李敖这个人》《胡适和他的时代》《巨人卫聚贤》《“山药蛋”这一派》《读小说记》等；人类文化学系列6本，如《文化圈层论》《重读〈共产党宣言〉》等；还有山西文史系列2本、文学创作9本。总计57种1430多万字。

　　2017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十卷本《董大中文集》。此外他还主编有《赵树理全集》《高长虹全集》《高沐鸿文集》《石评梅集》《高君宇集》等。董老师在他40年的发掘、研究中，几乎把山西新文学重要作家“一网打尽”了，功莫大焉！他把发现新的作家，称为“发掘出土文物”，其间充满了精心与喜悦。可以说，著作等身的董老师以他的一己之力，建构了山西新文学的资料库、研究库。

　　他的研究，带动了全国对高长虹、赵树理研究的深入开拓与大幅提升。正如董大中所说：“20世纪山西人民向中国文学界的第一个重大贡献，是高长虹发起成立的狂飙社。狂飙社的核心成员属于山西籍的是高长虹、高歌和高沐鸿，写出堪称独树一帜作品的也是他们。” 但作为重要文学社团的狂飙社，在文学史中开始是淡化的、否定的，后来是简化的、模糊的，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位置和恰当的评述。是董老师历经一二十年的探幽发微、梳理考证，弄清了高长虹与狂飙社的来龙去脉，澄清了高长虹与鲁迅的矛盾冲突。我在董老师的研究基础上，写出了高长虹、高歌、高沐鸿的文学综论。我以为，重新发掘、评价山西新文学，可以窥见中国新文学发轫时期的种种“独特风景”与“演变轨迹”。

　　我跟董老师交往40余年。20世纪80年代初，董老师在《山西文学》做评论编辑时，我们就相识了。董老师是一个茕茕孑立、独来独往的人。因为年轻时曾患脑膜炎，听觉受损，别人说话他听不清，他说话又很用力，于是干脆少说话、不说话，见面只是笑一笑、点点头。他沉浸在广大而丰富的学术世界中。

　　为了搜集文史资料，他常跑到北京图书馆、山西图书馆、山西档案馆；而最常去的是太原几个文玩市场，每到周末就见他匆匆往返，淘回自己喜爱的宝贝。2020年，我开始做“中国新文学中的山西文学”课题，董老师的著作、文章，成为我的必读资料；他收藏的各种藏品，都免费向我开放。

　　董老师是我最可信赖的导师。因为交谈的障碍，电子邮箱成为我们交流常用的工具，三四年中往来信件大约在百封以上。他为我能够成为同道而高兴，总是及时、详细地回答我的问题，提供他掌握的资料，既往的直呼其名变成了“崇轩兄”。他热忱地说：“现在是你学术研究最好的时期，山西新文学研究是大有可为的。”我常常到他家里去搜寻资料。他住着一处二层小楼，地下室结构复杂、十分阔大，呈刀把形，通道两旁，全码着整齐的装满书的纸箱。每一位作家，或二三箱或五六箱资料，旁边标注名字，如赵树理、高长虹等，都有六七箱资料。一次董老师为我找常燕生的资料，搬走上面的四五箱，才找到所需要的。他吃力地搬上搬下，竟一屁股坐在地上，我俩都哈哈大笑起来。他的笑是那样纯真、快乐。

　　我相信每个地域的文学，都会有自己的建树、特点，只要把它们发掘、呈现出来，就会形成更丰富、灿烂的中国新文学史。山西文学史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期这一段，空白很多。董大中老师在这方面收集了海量的资料，书写出丰富的成果。我受前辈的影响和激励，学术矿床越挖越深，研究与写作中，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题目，但这些题目难度较大，待我从容去做，以此向恩师董大中先生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