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锦培

　　在祁县县城住了两晚，到了县城中心地带参观，迎面是一座高大的牌楼，上书“昭馀古城”四个大字。既然是祁县县城，那应该称祁县古城或老城才对，为什么称“昭馀古城”呢？回家之后，经过认真学习，才明白“昭馀古城”雅称的来历。

　　祁县县城被雅称为“昭馀古城”，是深植于中国最古老地理典籍的历史记忆。“昭馀古城”的核心密码，就藏在典籍里的“昭馀祁”三个字中。

　　《周礼·职方》记载：“并州，其泽薮曰昭馀祁。”其意是：“古时候的并州，境内有一个大型湖泊湿地叫昭馀祁。” 薮，指生长着很多草的湖泽，人或物聚集的地方等。这是周代官方地理志的权威记录，说明最晚在西周时期，“昭馀祁”已成为天下九薮之一，与越地的具区泽、楚地的云梦泽、宋地的钜野泽、齐地的孟诸泽等齐名。

　　《汉书·地理志》进一步明确：“邬县，九泽在北，是为昭馀祁，并州薮。”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注《周礼》时补充：“昭馀祁，在邬县北。”邬县故城位于今祁县西约15里处。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详细记载了昭馀祁的水系网络：“汾水又南，迳邬县故城西……其水又西南流，注于汾。”这些文献共同勾勒出一个基本事实：祁县所在的盆地，曾是古代大湖“昭馀祁”的核心区域。

　　“昭馀祁”的得名本身充满诗意。“昭”为明亮、彰显，“馀”即丰饶、广阔，“祁”本意为盛大。三字相连，描绘出一片水光潋滟、物产丰饶的浩瀚泽国景象。

　　而“昭馀祁”的另一重密码，则是自然与人文交织的地理变迁。

　　先秦两汉（公元前11世纪-公元3世纪），在气候相对温暖湿润的时期，祁县盆地及相邻的平遥、介休部分区域，构成面积约800平方公里的巨泽，是北方重要水产基地。

　　魏晋南北朝（公元3-6世纪），气候转向干冷，加上上游农耕开发导致泥沙淤积，湖面开始收缩。《水经注》已称“其陂泽俱涸”，但仍有断续水域。

　　隋唐（公元7世纪）以后，唐代大规模水利工程和农业开发，加速了湖泽的消亡。宋代《太平寰宇记》记载“今涸”，标志着“昭馀祁”作为连续水域的时代结束。

　　但地理记忆并未消失。明清地方志中，祁县及周边仍有“昭馀池”“九泽陂”等地名，如地理坐标般记载着古泽国的残迹。

　　湖泽消退后留下的肥沃冲积平原，使祁县成为“三晋粮仓”。明清时期，精密的分水灌溉体系正是应对水资源减少的智慧结晶。民国《祁县志》记载的四十余条渠道网络，可视为古湖水利记忆的制度化延续。

　　祁县县城被雅称为“昭馀古城”，实为三重认同的叠合：地理认同，标定了祁县在大区域地理格局中的历史原点——这里不是普通的平原县城，而是曾经“天下九薮”的中心。历史认同，将县域文明史前推至西周，构建了超越县域的更古老、更宏大的历史时空框架。文化认同，“昭馀”二字所蕴含的“明亮丰饶”意象，成为地方文化自豪感的诗性表达。清代祁县学者李芬在《昭馀遗风》中写道：“祁虽无祁，其遗泽犹在人心。”道出了地理实体消失后文化象征的持久生命力。

　　今日祁县县城，地表之上是街巷纵横、屋舍俨然的晋中名城；地表之下是沉睡的古湖盆，每一层土壤都沉积着“昭馀祁”的记忆。而“昭馀古城”的称谓，正是连通这双重身份的文化桥梁。

　　走在祁县古城的青石板路上，脚下30厘米处是明清铺路石，3米下是唐宋文化层，而10米以下可能触及到古湖的淤泥。这种垂直维度的历史堆叠，比任何平面画卷都更厚重。因此，“昭馀古城”不只是一个雅称，更是地理变迁的纪念碑、文明演进的年轮。

　　昭馀古城是晋商的发祥地之一，被誉为“晋商故里”。明清时期，这里因茶商繁荣而走向鼎盛，商号林立，商贾云集，形成“居于乡下，店设昭馀，商通天下”之态。在多种商业实践的拓展下，昭馀古城由原来一座普普通通的古城逐渐发展为明清时期的商业金融中心，有着“执金融之牛耳”之称。据记载，清宣统二年（1910），全县有各类店铺1000余家。清光绪年间，全国60余家票号，祁县就占了21家。受商业文化的辐射，带动地方教育、信仰等文化建设，形成重教崇商、重义轻利、急公好义等优良风气。昭馀古城不仅是晋商文化的缩影，更是明清时期晋商繁荣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