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进

　　近日，山西博物院正式启动了明代晋王府宗庙崇善寺古籍保护修复项目。崇善寺原为明代晋王府宗庙，寺中藏有数万件古代释教“大藏经”，此番修复整理，将拂去古卷经年尘埃，深挖典籍承载的历史底蕴，让沉睡千年的经文重见生机，娓娓讲述属于山西的古籍守护故事。

　　藏经总集  文脉根基

　　很多人误以为大藏经是一本佛经。实际上，大藏经并非一本书，而是一部大型佛教典籍总集。通常，一部大藏经要汇集上千部历代翻译、整理和编纂的佛教文献，规模之大，文字之多，可称为古代世界庞大的典籍工程之一。它既保存了丰富的哲学、文学、语言、艺术和中外文化交流资料，也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版本学、目录学、雕版印刷的高超水准。因此，大藏经不仅是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也不啻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盛世修文”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文化传统。中国历代王朝大多有修前朝史的制度传统，以存史资政、鉴往知来。每当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文化繁荣之际，整理史籍、纂修史书便被提上日程；有唐以降，历朝历代也都形成了不断校勘、刊刻、续修大藏经的文化传统，诚然其中有祈福避祸的宗教心理，但也在客观上保存了典籍、延续了文脉。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史编纂和大藏经刊刻都是中华文明重要的文化工程，前者记录历史，后者保存文化，它们共同见证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兼收并蓄的发展进程。

　　明帝求法、白马驮经，一部部释教典籍随之传入中国。随着佛教在中国近千年的发展，典籍数量不断增加，依靠单纯的人工抄写已经难以满足传播和保存的需求了。雕版印刷技术成熟后，刊刻大藏经便成为顺理成章的发展。北宋开宝年间，宋太祖赵匡胤下令在成都雕刻我国第一部木刻大藏经《开宝藏》，历时十余年，雕版多达13万块，成为中国雕版印刷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开宝藏》不仅奠定了后世刻本大藏经的基本格局，还传播至朝鲜半岛、日本等地，对东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被发现于山西洪洞广胜寺的《赵城金藏》即脱胎于《开宝藏》，学术界也称此脉络下的大藏经为“中原系”大藏经。

　　遗憾的是，《开宝藏》的经版后来毁于战火，原刻本几乎失传。但自此以后，刊刻大藏经成为了一种文化传统。辽代有《契丹藏》，学界称之为“北方系”大藏经。北宋末南宋初有《崇宁藏》《毗卢藏》《思溪藏》，南宋、元代又有《碛砂藏》《普宁藏》，明代则相继刊刻《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等官版藏经，学术界称这一系统下的刊刻佛典为“南方系”大藏经。

　　三个系统的大藏经，既继承前代成果，又不断补充新的经典、修正文字讹误、改进版式装帧，各体系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影响的情况。这样一次次的刊刻，勾连起来，共同构成了中国刻本大藏经丰富而庞杂的发展脉络。

　　千年刊刻  一寺荟藏

　　崇善寺藏经，正是大藏经发展脉络最珍贵的见证者与最重要的保存者。

　　崇善寺始建于隋唐之际，明代由晋恭王朱棡重建，成为晋王府宗庙。历经数百年变迁，寺院现存数万卷宋、元、明历代佛教经典，其中包括北宋《崇宁藏》、南宋《碛砂藏》、元代《普宁藏》、明代《永乐南藏》《永乐北藏》等重要版本。跨越宋、元、明多个时代的重要刻本能够集中保存于一寺，在海内外都十分罕见。从各种意义上，我们都可以感叹一句——一座崇善寺，半部藏经史。

　　《崇宁藏》是宋代最重要的民间刻本大藏经之一。它始刻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历经30余年方告完成，后又在南宋时期补刻修订。因南宋未曾开刻官方藏经，故若有官方许可的新入藏经典，都交由《崇宁藏》刊出，所以此藏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作南宋的官藏。但由于年代久远，加之战乱流散，原刻本今天已极少存世，故而崇善寺保存的《崇宁藏》弥足珍贵，对于我们研究北宋雕版印刷技术、佛教文献和版本演变，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此外，崇善寺保存着的《碛砂藏》也堪称中国古代刻书史上的传奇。这部大藏经始刻于南宋嘉定九年（1216），直到元代才最终完成，其后在明代仍不断补刻印行，前后历时200余年，跨越宋、元、明三个朝代。一部书历经数代人接力完成，在中国古籍史上极为少见。《碛砂藏》不仅新增了不少经典，其版式和编排还直接影响了后来明代《洪武南藏》《永乐南藏》等官版藏经，因此被视为中国刻本大藏经承前启后的重要版本。因为崇善寺保存的《碛砂藏》刊印时间早，也被学术界誉为“范本”。

　　寺中的元代《普宁藏》同样意义非凡。它由杭州余杭普宁寺主持刊刻，校勘严谨，雕刻精美，是元代最具代表性的木刻大藏经。更为珍贵的是，崇善寺保存的《普宁藏》数量丰富，而且不少经卷仍保留着最初的印施题记。这些看似普通的文字，实际上记录了一部古籍辗转流传的轨迹，为我们研究古籍流布、寺院文化以及山西社会历史都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

　　如果说宋元刻本代表了中国雕版印刷的发展，那么明代《永乐南藏》和《永乐北藏》则体现了国家组织刊刻大藏经的最高水平。《永乐南藏》整理精良，内容丰富，版本更是复杂；而《永乐北藏》则因宫廷刻经而闻名，其字体秀美，装帧精致，是现存最精致的汉文大藏经之一。如今，崇善寺仍保存着当初的明代藏经柜，经柜上的金色编号依然清晰可辨，这些与藏经相配套的证据不仅保存了古籍，也保存了数百年来寺院管理藏经的真实场景，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藏书制度难得的实物资料。

　　盛世修文  故纸新生

　　然而，即使寺院再三妥善保存，岁月流逝也给这些珍贵古籍带来了严峻挑战。一些经卷已经出现了断裂、脆化等病害。如不及时修复，这些跨越千年的文化遗产将面临进一步损坏的风险。

　　本次崇善寺古籍保护修复项目，正是新时代下“盛世修文”理念的具体实践。从北宋《开宝藏》开启中国刻本大藏经时代，到崇善寺珍藏宋元明历代重要版本，再到今天古籍保护修复工程全面启动，一部部大藏经及其保存保护的历史，不仅记录着中国文化事业的一步步发展，更见证了中华民族珍视典籍、赓续文脉的文化传统。

　　保护修复工程修复的不仅是一页页古纸，更是中华文明延续千年的文化记忆。通过学术整理、科学保护与活化利用，这些沉睡于藏经阁中的古籍，将以新的方式走近公众，也将为学术研究、文化传播和文明传承提供更加丰富的资源。

　　古籍无言却承载文明，薪火相传方能生生不息。今天，当我们走进崇善寺，看到的不只是数万卷古籍，更是一部跨越千年的中华典籍文明史。正如“盛世修文”所体现的文化追求一样，保护这些珍贵典籍，保护的正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根脉，而这，也是我们这代人留给未来的一份厚重历史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