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演进，人类初期发展进步的文化形态发生了变化。一些转移了，一些消失了，另一些则表现出强劲的活力，不断繁衍壮大，出现了最初的文明形态，人类社会迎来一个重大的发展新变时代。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言，大致在距今四千五百年，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了晋南。在中原、北方、河套地区文化以及东方、东南方古文化的交汇撞击之下，晋南兴起陶寺文化。它不仅达到了比红山文化后期社会更高一级段的“方国”时代，而且确定了在当时方国的中心地位，奠定了华夏的根基。

　　红山文化是形成于东北西南部地带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出现在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距今五六千年左右。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石器，包括细石器，以及陶器、玉器等。此外，还发现了冶铜遗址，其中有坩埚片与1500余个冶炼红铜的坩埚。玉器中有龟、鸟或猫头鹰等。最重要的是发现了大量的玉雕龙与凤。玉雕龙成为红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是中华文化中龙崇拜的源头。石器中有许多生产工具，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已经脱离了采摘形态，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牛河梁遗址中发现的女神庙、祭坛、积石冢与金字塔建筑代表了已知的中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的最高水平。女神上臂塑件空腔内带有肢骨，可能是人骨。这种造像方式非常少见，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数千年之前的真人容貌。

　　大汶口文化是黄河下游一带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以山东泰安一带为主，遍及鲁西平原、淮北地区，距今约6500年至4500年左右。其文化遗存主要是墓葬、少量建筑，以及陶器、石器、骨器等。此外还发现了刻画符号，应该是文字的雏形。陶器中的三足器与豆、匜、扁壶等最具代表性，轮修技术普遍使用。其建筑主要在地面。石器主要是磨制石器，如石斧、石铲、石刀、石磨盘、石磨棒等，这些地区还出现了大量的家养动物如猪、狗、牛、鸡等。在一处遗址的窖穴中发现了约一立方米的朽粟，说明农业生产已经比较发达。同时渔猎生产仍然大量地存在，出土了扬子鳄以及鱼、龟、鳖、蚌等残骸。其墓葬亦有明显的差别。大汶口文化直接影响了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是其渊源。

　　大约距今5300多年至4100多年的时期，在浙江钱塘江流域出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良渚文化。这是众多远古文化中极为璀璨的文化现象。在良渚的各类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典型的文化遗存。首先是在这里发现了一处规模浩大的古城遗址。其核心地区是一座高台，为古城的宫殿所在地。在古城的外围，人们发现了庞大的水利系统，目前确认有11条水坝，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建筑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水利系统工程。与之相应的是水利运输系统，如码头遗址等。良渚时期的农业非常发达，发现了大量的稻谷遗存，还有许多植物果实如桃、李、杏与菱角等。这里也发现了丝织物残片与水井。在良渚遗址的陶器、玉器上面，发现了大量的刻画符号。其中一些已被人们解读出来。但更多的符号还没有得到解读。基本可以认为这是早期的文字。其干栏式建筑是那一时期良渚人最常用的房屋。在良渚也发现了许多石器、陶器，如石厨刀。但最重要的是其中的玉器。可以说良渚玉器是中国史前玉器发展的一个顶峰。其中的玉琮、玉璧、玉钺、玉璜，以及兽面纹与人兽结合的“神徽”纹样神器等最具代表性。

　　除了以上所言之外，在大约距今四五千年左右的时候，北方河套大青山地区，主要是今天的鄂尔多斯、乌兰察布等地，也出现了许多重要的文化现象。如早期的斝、瓮类陶器等。这也是后来对陶寺产生重要影响的文化。在大约距今4500年左右的时候，各地的文化开始了一次大迁徙。其原因现在我们还不能简单地认定，但基本上可以认为是自然气候的变化导致不同地区的文化转移，促使它们从原生地向更易于生存的地区迁徙。这其中有来自北方的如红山文化，河套如鄂尔多斯等地的文化，以及东方如大汶口文化，东南方如良渚文化等诸多文化。它们经过长途的迁徙之后，纷纷进入了太行山之右，与汾河流域中原地区的原生文化，也就是仰韶文化中的庙底沟文化汇合碰撞，形成了陶寺文化。

　　苏秉琦先生有一首表现晋文化的诗是这样描写的：“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与鼓，夏商周与晋文公。”前面介绍了在晋陕豫交界的黄河三角地带曾经出现了以玫瑰花图案为图腾的人群，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华族”。这是华夏族的核心人群。他们最早活动的地区就是“华”。这一带因为华族的出现，形成了许多以华命名的地名如华山、华谷、华水等。华谷在什么地方呢？《水经注》中说涑水“出河东闻喜东山黍葭谷，涑水所出渭之华谷。”也就是说，涑水的源头黍葭谷就是华谷。而刘起纡等先生认为古代汾河下游有一条支流叫华水。这就是说，在远古“华”人活动的地区，就是今天华山等黄河三角洲地带，活动着庙底沟文化中表现出来的以玫瑰花为图腾的人群，他们的文化标志就是彩陶花卉图案。而燕山龙所指就是燕山以北的红山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龙图腾。这两种文化形成了一种融合。其表现形态是庙底沟文化的彩陶，其所绘内容则是红山文化的龙。两者非常协调地融为一体。这也证明从陶寺开始，龙崇拜进入中原地区，成为这一地区除了花之外的另一种文化标识。

　　但是，陶寺文化的内涵远不止这些，它还融合了“大青山下斝与瓮”，就是河套地区今鄂尔多斯等地的陶斝、陶瓮等器形，转化为陶寺文化的重要成分。此外还有“汾河湾旁磬与鼓”。在陶寺发现了特磬与土鼓、鼍鼓等重要的礼乐器。这里的鼍鼓，就是用鳄鱼皮蒙在木胎上的鼓。它并不是陶寺特有的产物，而是来自大汶口的文化标识。在陶寺遗址中还发现了与木俎配套的石厨刀，是来自良渚的影响。而良渚文化中的玉器也极为深刻地影响了陶寺。正是在这样的融合、新变中，一种极具生命力与魅力的文化——陶寺文化在山西之晋南地区形成，并延续为“夏商周与晋文公”及往后的历史。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言，这首诗的落脚点虽然说的是晋文化，但其核心部分却是从中原到北方再折返中原的文化带。这条文化带主要沿燕山、太行山与汾河流域形成，是当时最活跃的民族融合的大熔炉。“距今6000年到四五千年间中华大地如满天星斗的诸文明火花，这里是升起最早也是最光亮的地带，所以，它也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而在这一直根系中，陶寺又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发挥着至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