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35岁的我去北京师范大学读后期本科，先提前两天从太原火车站托运了被褥，和一只装满书本资料的长方体松木箱子。箱子崭新，是专为这次上学而请人新做的，我还把它油漆成漂亮的朱红色。行李先行人再动，两天后，我坐一夜火车到了北京。进了北师大，在东校门车棚里找到我的行李，帮忙的同学推着板车，把我的行李送到学校西南头的宿舍楼上。两年后毕业回家，书箱里还是满满的，只不过换了新内容。

　　我1966年高中毕业，当了好多年教师后，在高中毕业的第20个年头，才取得本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学习期间还入了党，真是名副其实的“大”学生“老”党员。

　　说来曲折。1966年高中毕业那年，5月填好报考志愿，6月“停课闹革命”，大学停止招生。傻傻地等到1969年，班级星散，这个高中上了6年。此后烧锅炉、挖土方、画照壁、小学代课、当搬运工……1977年，从企业借调到中学代课。乍暖还寒，恢复高考。我不想再把自己放在炉火上烤，恢复高考时就没有参加考试。到中学教书，也可以光明正大地学习。

　　1981年，我调入一所中专任教。据《山西省教育志》记载，1984年山西中专专任教师5885人，本科毕业教师2537人，占比不足50%。全国初中、高中二级教师的合格学历比率分别只有25%和40%。为了尽快充实师资力量，国家教委当机立断，由北师大带头，从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四省市区招收在职教师，办几个专科起点的中等学校教师本科班。对于我等，那就是久旱盼甘霖，天上掉馅饼。

　　6月发文，7月统考6门课。没有复习资料，只有半页纸上列出参考书籍而已。当时招生宁缺勿滥，因初审不过关，原计划的英语班停招。等到8月29日，包括我在内的山西5名考生，终于收到正式通知，9月3日至4日报到，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

　　我考的是经济系的政治经济学专业。两年时间完成学业，要求非常严，学习任务很重。虽精简了部分基础课，但每周六天，上下午课程还是排得满满的，记得《资本论》研究等几门课，要逐个抽题面试……毕业时，全班有四分之一同学拿不到学士学位，要一年之后再回北师大补考。系里领导说，难进又难出，文凭的含金量才高。

　　1985年9月10日，开学典礼暨第一个教师节的庆典在北师大东操场举行。学生们不时举起“教师万岁”的横幅与主席台相呼应。

　　学习生活中不乏花絮趣事。星期日的下午，我们在宿舍休息，教《古代经济史》的滕显间老师，送来他刚得到的两张北京音乐厅的门票。老靳与大栋连忙奔往公交站。到音乐厅门口，被告知衣冠不整不得入内，低头一看，还穿着露趾拖鞋。情急之下，他们跑到附近居民家，借了两双布鞋换上，才得以进音乐厅。回来说给我们，感叹印着北师大字样的短袖衫“好使”。

　　辛勤劳动终成正果。巧的是，我的儿子在1992年也从太原考到北师大，学生物专业，1984年我用过的那只松木书箱二上北京。孩子读完研究生，把箱子带回太原，又去了瑞士攻读博士，取得学位后远赴哈佛大学继续深造。

　　那只已经十分陈旧的红木箱，依然在墙角静静地躺着，作为父子两代在科学文化领域奋斗的见证物，我们深深感谢木箱的无言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