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经伏羲画八卦，文王演周易，孔子作“十翼”，才有了今天我们能够读到的《易经》。这期间经过了大约六七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最终完成这部著作。由此可知，《易经》是我们民族经过长期的实践、观察、思考、求证之后才研究出来的。至周，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人类进入轴心时代，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观点与价值构建，标志着人类从初级的文明中进一步觉醒，进入了理性自觉的时代。中国也进入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众说纷纭、竞相绽放的历史时期。这其中，最重要的有道、儒、墨、法，以及名、兵、农、杂、综横、小说、阴阳诸家等，是为诸子百家。诸子百家中，道家具有基础性意义。晋地道家不兴，但有一位尸子影响颇大。尸子，魏国人，名佼，先事魏国，后随商鞅事秦国。尸子的政治主张强调“上无为而下有为”。其政治理想、正名思想等与儒家、法家等相似。他最突出的贡献表现在对宇宙自然观的构建之上。如对春夏秋冬四季的阐释，对自然运行规律的揭示等均具有重要意义。受道家影响，汉时出现了道教。南北朝时，山西一带成为道教北天师道的传教中心。其代表人物是寇谦之，是北天师道的创始人。他修订教仪，汲取儒家思想与佛教仪轨,使儒、道、佛三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在平城今大同建立了比较完整的道教教理教仪。

　　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与荀子。三晋地区一位极重要的儒家代表人物是子夏。子夏为孔子的亲传弟子，姓卜名商，晋国人。早年从孔子问学，后受魏文侯之邀往魏国西河讲学，弟子众多。《史记》言其弟子三百。在孔子七十二贤人中，有人如李零先生认为四个人最重要。他们分别是颜渊、子路、子贡，还有一位就是子夏。因为西河之学源于子夏，汉代经学亦源于子夏，对后世之影响非常大。子夏为孔子思想的传承人，是孔子最欣赏的学生，为“孔门十哲”之一。他在传授中华典籍方面贡献巨大。特别是《易经》《诗》《乐》《礼》《尚书》的传播整理修订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是上承孔子，下启荀子与《大学》《中庸》的重要环节。

　　隋唐时期，晋地多有思想家出现，承儒学之风，行救世之实。隋末王通，字仲淹，河东龙门今万荣人，世称文中子。少时有四方之志，游历访学，后在河汾之畔讲学授业，有弟子千余人。其作颇丰，有《续六经》八十卷，已佚。存弟子汇集而成之《中说》，以讲授的方法来表达其理论，基本反映了他的主要思想。王通的目的是振兴儒学。他针对汉代以来儒学的僵化及与时代之脱节，强调应探索儒、道、佛三教合一、相互融汇的方法，提出“三教可一”的观点。同时，他改进教学方法，强调因材施教，针对不同的人事与话语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王通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哲学范畴，为理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唐时另一位极重要的思想家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今永济人。出生于世家，曾参与王叔文主导的“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后改为柳州刺史，逝于柳州。除大量的诗文等文学作品外，柳宗元著有许多哲学著作。最重要的有《非国语》《天说》《天对》《封建论》等。

　　儒学在春秋战国时期兴起，在汉时以董仲舒为代表出现了新的兴盛。隋唐时因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倡导诸家之汇通，重视学以致用，是宋以来理学思潮的发端之时。至宋，程颐开理学，朱熹集大成，为“程朱学派”。程氏之程颢另创门派，后由陆象山、王阳明阐发完备，为“陆王心学”。其中的程颢曾在宋英宗治平年间任泽州县令三年有余。期间在全县范围兴办乡学，自己亦在时“明道书院”讲学，传授儒家经典，使泽州一带民风大变，书院林立，“大儒辈出，经学尤甚”。所谓“泽州学者多如牛毛”，出现了李俊民、郝天挺等大批著名学者。至明，王阳明心学兴盛，开儒学之新局面。而在此之前，北方地区开创“河东之学”的薛瑄为明时理学之重镇，有“明初理学之冠”“开明代道学之基”之誉。有明一代，南有阳明之学，北有薛瑄朱学，为时理学之两派。薛瑄，河东今万荣人。罢官返乡讲学，声誉日隆。薛瑄的理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至明中期，形成了“关中之学”。明末清初，社会动荡，时局纷乱,以晋地太原傅山为代表性的思想家，被梁启超称为包括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在内的“清初六大师”之一。虽然傅山以道家自居，但其核心思想仍然是济世救民，有着非常突出的现实情怀。傅山与顾炎武、屈大均、阎若琚等过从甚密，结为至交。在思想上也同声同气，多有相应之处，被视为一代启蒙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