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也是陶器的故乡，发现最早的陶器在翼城枣园遗址。据考古研究，在晋南各地发现了许多陶器与陶窑，可以证明烧制技术的进步，至西周时期，出现了烧制的釉陶。而石灰釉的使用亦使陶瓷技术得到了明显提高。在侯马发现的东周时期的烧陶窑址，其窑密集，规模较大，不仅制作生活用陶，还发展到建筑用陶等领域。一些窑中还发现了陶炉条，显现烧制技术得到了进步。至秦汉，建筑用陶占据了较大比例。冶铸用陶也比较广泛。特别是砖瓦的烧制比较发达，成为官府重要的手工业部门。在技术上，铅釉陶出现，琉璃瓦被广泛使用。山西是中国最重要的琉璃生产地，隋唐时期，中国陶瓷业进入瓷器阶段。特别是唐三彩的出现影响重大。考古发现山西一带的唐代窑址有数十处之多。宋元时期，在太原设置官窑，金时山西境内的大小窑址有60余处。据载，太原一位瓷器专家陈格发明了似年轮的木理纹瓷。烧制技术亦有新的发明，出现了“覆烧法”与“火照”。元时山西的琉璃生产极为重要，被大量地用于建筑装饰，如运城之永乐宫。元大都之兴建，由山西籍赵姓匠师主持立烧制琉璃的官窑与西窑，在大都北京形成了琉璃制造工艺的山西系官式做法。
从典籍记载来看，《史记》中已有黄帝“采首山之铜”的说法，这里的首山就是首阳山，在河东之永济西南，为中条山一脉，而晋南恰是铜铁矿藏十分丰富的地区。神话中也提到蚩尤有铜头铁额，应该是蚩尤部族掌握了铜铁铸造技术，使用了铜铁护面等金属武器，这些记载似乎在说明晋南地区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铸铜以及铸铁技术。同时，在晋南一带也发现了许多铜矿与铸造遗址，这些均可视为青铜制造技术如果不是起源于晋南一带，至少在这一地区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成为中国青铜制造的重要基地与代表范型。从陶寺发现的青铜器来看，已经出现了复合范铸造技术，其证据就是一件铜铃。因而，这里的青铜器也被专家认为是东亚大陆利用陶质复合范铸造空腔器物和容器的文化传统之先河。此外，在陶寺发现的齿轮形器与铜璧形器显现出极为标准的设计与相应的铸造水平，为之后的规模化与标准化铸造奠定了基础。在晋国墓葬中发现的车马坑中的战车，其车轮就具有统一的规格，显现出生产的工业化模式。而在今之侯马发现的晋国铸铜遗址，其规模之大，生产流程之完善，以及遗存的陶范之丰富可谓蔚为大观，证明在山西存在着高度发达的铸造技术与生产规模。这一遗址也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唯一一处保存有完整铸造流程与工艺的冶铜遗址。
山西也是中国最早出现人工冶铁的地区之一。灵石旌介商墓中出土了铁刃铜钺，被认为是最早的陨铁制品。春秋时期，晋地铁器的使用极为广泛。常用的工具如镬、铲、刀、鐝、斧、镰、锄、犁等均为铁制品。秦汉时，山西很多地区如左云、襄汾、夏县等地出土了铁器。北魏时期，兵器生产成为晋地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太原、盂县等地是重要的兵器生产基地。隋唐时期，晋地金属制造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最典型的如当时的铜镜、剪刀、钱币，特别是黄河蒲津渡的铁牛等。杜甫曾有诗云：“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可见当时太原所产剪刀影响颇重。在8世纪时，唐之官营铸钱炉共99个，山西绛州就有30个，是当时的铸币中心。这一时期青铜合金中铅与锡的比例加大，所铸铜镜更为光滑。据说发明于春秋的“失蜡法铸造”在唐时得到广泛使用。宋元时期，河东民烧石炭，家有冶之具，说明这一时期冶炼业已经非常普遍。山西也是宋之四大铁矿中心之一，亦为当时之铸造铁钱的中心之一。在晋州即今临汾与泽州都设有铁钱监，在太原设有“河东监”。在大同云冈石窟窟顶发现了辽金时期的铸造工厂，其中有铸造井台及30余座熔铁炉遗址。是为目前国内保存最完整的辽金铸造工厂。明清时期的铸造技术开始使用焦炭冶铁，创造了地下土圆炉炼钢法。这些技术推动了机械制造业的发展。长治一带的“潞锅”非常有名。大同、临汾等地生产的“红夷炮”“牛腿炮”“万历炮”“崇祯炮”等大型火器威力极大。由应县工匠师翱所制之“铳”可连击三发，射程在300米外。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轻型自动火器。
手工业的进步还体现在许多方面。这既与技术的进步有关，也与特定地区的物产有关。从某种意义讲，河东盐池是中华民族之血。它天然生成在中条山脚下，在南风到来时自然形成可供人们食用的盐。宋时，垦畦实现了耕田化，可在众多的盐池间实现轮作。清时，人们创造了打井浇晒法，出现了熬制土盐的方法。山西的地下资源非常丰富。在沁水下川遗址中已经发现了石炭。距今约16000余年。在夏县禹王城的冶炼手工业遗址中发现了炭灰粒。在长治分水岭战国墓葬中发现随葬铜器被煤炭压碎的现象。在平朔汉墓群中发现了比较大积石积炭墓。大量的考古发现证明，至少在一万多年前，山西一带已经开始了对炭的使用。至少在战国时期，人们已经开始用炭来冶炼铜铁。汉时，晋地之铜矿开采由政府管理。这一方式一直延续下来。北魏时期，大同一带，以及晋南地区多有铜矿。隋唐时期，山西冶铁工场占全国百分之三十多。绛州为最大的产铜地。太原之西山附近曾发现了一批唐宋时期的古窑，稷山马村金墓中有堆积的煤与焦炭，至明清，煤炭的开采规模、技术均有很大的进步，基本形成了早期矿井的形态。明初，全国有官营铁冶所13处，山西即有5处。德国学者李希霍芬曾言，在欧洲的进口货没有侵入前，有几亿人是从风台即今晋城取得铁的供应的。晋城大阳生产的针供应了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