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比我大6岁，从我记事起，姐姐就每天夹着个毛巾做的书包，往返于学校和家之间。每天放学后，姐姐就把当天学的语文、算术（当时也只有这两册课本）讲给我听。姐姐就是我的第一任老师。

　　1963年，我以高分考入太原二中，学校有图书室，那里便成了我最喜欢去的地方，但却没有阅览室，只可借书，每次只能借一本。大概是因为我去得勤，管理员老师对我另眼相看，星期六允许借两本。初中那几年，读了不少书，还读了许多外国名著。记得《虎皮武士》这本书结构奇特，一小段一小段的，每段前还标着序号。后来才知道，这是13世纪格鲁吉亚国宝级史诗，那些小段就是独特的“十六行诗”。

　　太原二中的校址在今太原古县城文庙，距我们村5里地，我是走读生，下午回家时出县城南门，一过宝华阁就掏出书来边走边看。每天都要穿过一大片苇海，苇莺儿鸣叫着，更觉幽静。

　　17岁以后回村参加生产队劳动，读书的癖好却没有削减，逮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主要是借阅,也和发小们交换阅读，连环画居多，我们称为“人人书”，偶尔也会买一些。20岁左右将四大文学名著全读了一遍。在农村还能听书，有位我称为六哥的邻居，是乡村文化人，他每天晚上在生产队给劳累了一天的邻居们读古书，《七侠五义》《三侠剑》《绿牡丹》等古典文学作品，我都是从六哥那里听来的。村里有一位郭大哥，家里藏有一套清道光六年（1826）版的《太原县志》（6册），保存得很好，别人借不出来，唯独主动借给我看。因为是当地的历史，我看着看着就爱不释手了，忽然就动了抄录的念头，用了半个多月的业余时间，把喜欢的章节抄到了笔记本上。

　　我看书很杂，文、史、哲，寓言神话、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作品都看得津津有味，反正抓到什么看什么，是文字就喜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出版的《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当然不会放过。最喜欢看的书，是竖排繁体字、带绣像的古典文学作品，若是毛宗岗、金圣叹等名家评点的就更喜欢了。这些书人们称之为“闲书”。奇怪的是虽然没有老师指导，但我借助字典，那些不太好懂的文言文也理解得大致不差，颇有点“无师自通”的意思。

　　对书的痴迷，还让我生出几个“陋习”：吃饭时必须拿本书，边吃边看，尽管父亲没什么文化，却很支持我，常说：你那不叫吃饭，叫“吃书”，把书都吃进肚子里了。上厕所时拿着书、睡觉前必须看一段才能睡踏实，不然就像缺了点什么。我们村1958年通的电，也曾在路灯下看书。十几岁的时候，母亲怕我把眼睛看坏，不让我晚上看书，早早就关了灯。但不看书睡不着，就钻进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热得满身大汗。这当然是偶尔为之。直到现在，走路、吃饭看书的习惯早已经改掉了。但睡前看一段和蹲卫生间带书这两个“陋习”怎么也改不掉。

　　上世纪70年代后，我先是给报纸、南郊区广播站写通讯报道，后来开始文学创作、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书籍也越来越多了，再也不缺书看了。如今我已年逾七旬，看了很多书，也写了很多字，眼睛竟然还不错。还是邻居六哥说得好“看闲书，识闲字，闲书不闲，”这和人们常说的“开卷有益”同义。在平常动笔创作时，那些学到的知识，不定什么时候就从脑海里冒了出来。可见“闲书不闲”是一句至理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