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 年底，太原市总工会组织当年崭露头角的15名工人作者，成立一个“工人作者创作班”送入山大，培训提高大家的文学修养。这个班里既有上世纪50年代已经开始创作的孔祥德、马晋乾、沈豪、胡经伦等山西文坛老将，也有“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李建华、孙钊、华丹、华敏、李纪丁等新手。

　　第二次进入山大是1983年，山西省在改革浪潮中，为干部队伍年轻化，培养“第四梯队”的后备干部，在山西大学中文系设了“干部专修班”，学期二年，毕业后获得大专文凭。全省各地市通过层层选拔，进入最后角逐的还有400多名，再到山西大学考试，严格划出名额线择优录取，前50名跻身大学，第51名残酷出局。在学校学习期间，同学们酷爱打桥牌，为此还发明了一个专用语，“你是第51人”。也就是说，你被淘汰出局了。后来，我们班的同学在各自领域都有所建树。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进入山西大学，我们就听说了作为“校宝”的五大教授：姚奠中、姚青苗、董冰竹、马作楫、高捷。

　　姚奠中和董冰竹都为我们讲授古典文学。

　　两位教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上课时，没有教材教案，也没有备课笔记，折扇一把，浓茶一杯。但是，两人的授课方式却是燕瘦环肥各具其态。董冰竹教授一本教材烂熟于心，讲起来轻车熟路，如数家珍。一部纵横交错枝杈横生的古代文学史，他梳理得纵横井然经纬有序。课堂上即兴朗读起唐诗宋词的名句，摇头晃脑铿镪顿挫，有极强的感染力。姚奠中教授的授课则完全脱开教本，即兴发挥。他那古为今用的精妙联想，他那以古讽今的犀利思维，打破了古文生涩艰深带来的沉闷。

　　两位教授的讲课各具其态见仁见智，使我联想到韩非子的《显学》。韩非子曰：孔丘之儒教，“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墨翟之墨学，“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他们“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正是他们各异的风格，才构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百花争艳的文化繁荣。

　　姚青苗教授为我们讲授现代文学。他在授课之余，常向我们讲起他亲历亲见的现代文学史上一些文人间的趣闻逸事，让人难忘。他讲到，1941年秋，高长虹赴延安之前，曾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停留了两个多月。姚青苗先生当时跟他同住在一个窑洞里。在那漫漫长夜，一盏油灯火苗如豆，无法看书就成了聊天的好机会。两人朝夕相处，无话不谈。姚青苗先生描述他眼中的高长虹形象时，用了李白的一句诗文，“我本楚狂人”。 姚青苗先生说，高长虹很欣赏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他就是鲁迅笔下的那个“狂人”；姚青苗先生说，高长虹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位“奇才”，可也是一个“怪人”。

　　姚青苗先生的讲述，在我初期的印象中描绘出一个桀骜不驯特立独行的高长虹形象。就像他自己写的那样：“是在一个夜里，有一个人踽踽而行，像在寻求着什么。他从此处望到彼处，从彼处望到此处。”也正是姚先生的讲述，产生我几十年以后写高长虹与鲁迅论战的《情色事件后蕴含的思想交锋》的最初创作动因。

　　马作楫老师教授我们写作课，是几个教授中与我走得最近的。我们之间保持了几十年亦师亦友的忘年交。马作楫先生为人谦和处世低调，他言传身教，不仅教我怎样为文，更重要的是教会我怎样做人。

　　高捷教授也是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专家，对“山药蛋派”诸位作家都有涉及。不知是什么原因，我两次进入山西大学都无缘聆听他的教诲。

　　如今五大教授都已驾鹤西行，但他们的言行令人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