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各厂矿的宣传队，都没有正式编制，是业余的。有宣传任务，就集中一段时间练习、演出。任务完成，各回各厂。我在太钢定的工种，先是铸工，后改为木样工，就是为铸件做木样模型。王绍曾是我的木工师傅。我这个徒弟不争气，做了几年木工，打个立柜是“稍息”的。在宣传队，我还跟他学过一段时间大提琴。王绍曾的大提琴够得上专业水准，名师出高徒，他教的徒弟有一个后来成为省歌舞剧院的首席大提琴手。我的大提琴水平，即便在乐队勉强叩陪末席，也是个滥竽充数。

　　王绍曾无论是在厂里还是在宣传队，都是我名副其实的师傅。

　　我与王绍曾的第一次合作，是在1975年。我写了组歌《红色风暴颂》，我的词是当年流行语，但王绍曾谱的曲却气势磅礴。

　　那时候我还没有成家，与父母住在一起。王绍曾拿到词后，说不准什么时候，有时候已经夜深人静，有时候是凌晨天还没亮，只要他灵感泉涌，突然冒出一段旋律，就会敲我的窗户，让我听听，合不合词的情调情绪。

　　王绍曾几乎每次都是旁若无人忘乎一切地唱，情感非常投入，唱着唱着，猛然还会戛然而止，说，好像还是这样好，说着又换一种唱法。那年，王绍曾也就刚刚三十出头，唱时，我能看到他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

　　我一向认为，支撑艺术创作的是一个人的激情，一个没有激情的人，即使误入此门，终究也是一盆温吞水的平庸之辈。

　　《红色风暴颂》参加了全省文艺汇演，经过层层选拔，最终在湖滨会堂演出。

　　1979年，由于文艺方面的专长，我与王绍曾双双调进南宫，我编《工人文艺》，他组织群众文化活动。

　　1984年，我们合作写出女声独唱《问月亮》，由刚刚在全省青年歌手大赛中得奖的安润梅演唱。北京、天津的专家来太原选原创作品，看了几台晚会都觉得不理想，最后23人在南宫开了个座谈会，选中了《问月亮》，首刊《天津歌声》，还同期发了一篇评论。《天津歌声》刊登后，《山西歌声》转载，后来，获山西首届文学艺术基金奖。王绍曾说，作曲的人没有作词的人配合，就像瘸了一条腿。说着，他还风趣地扮演着瘸腿人一拐一拐地走了几步。

　　1984年，王绍曾组织了“山西省首届锣鼓大赛”，那时候，锣鼓还不像后来那么普及兴盛，每逢婚庆开业剪彩，都会请一支锣鼓队助兴。王绍曾进工厂下地市到部队，在全国多个地方训练出不下一百支锣鼓队。他训练出的锣鼓队曾获第五届、第六届锣鼓赛的金奖。王绍曾根据自己训练锣鼓队的经验，各种锣鼓点的打法，以及各地域的锣鼓风格，汇编成一本锣鼓专著。此后几十年，他始终坚持对太原锣鼓艺术的挖掘整理、传承创新。创作的鼓乐作品《木偶锣鼓》《边关鼓韵》，曾获第六届、第七届中国民间艺术节金奖——“山花奖”。在我“泰式炮司吧”的舞台上，六个女锣鼓手，表演了《老鼠偷油》，粗犷的鼓点竟然能打出变幻的旋律，真正让我大开眼界长了见识。

　　1989年， 我离开了南宫调到省作家协会，王绍曾仍在南宫组织各种群众文化活动。经历了大家唱、歌咏比赛、男女混声大合唱各个历史阶段，培养指挥过六七十个合唱队。王绍曾说，我不是大学教授，我就是个小学老师，但我从基础抓起，从一开始把你引上路，教得就很正规。搞音乐的人都知道，“跟对人，走对路”很重要，否则煮成夹生饭，还不如从一张白纸开始。

　　1999年，王绍曾到了退休年龄，然而他退而不休，2007年组建起“太原市老醯民俗管弦乐团”，任作曲、指挥。为乐团题词“老醯手足情，爱乐黄土风”，作为乐团的发展宗旨。乐团坚持走自编自排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道路。王绍曾为乐团谱写了《牛郎织女》《老醯》《沁源春》《卖高底》《乡音波尔卡》等以山西民歌改编的民俗管弦乐曲。

　　2013年，他创建了山西黄河交响乐团。

　　但是，要搞一支交响乐团谈何容易。王绍曾说，搞团队要人缘好，要有奉献精神，要肯付出。好乐队是好指挥训练出来的。黄河交响乐团的副团长席虎文说：“黄河交响乐团成立将近八年了，队伍越来越壮大，从双管编制扩充到四管编制。六七十号人，也只有王绍曾的气场能镇得住。”

　　王绍曾的辛勤付出终得回报。2011年，王绍曾因在民间艺术挖掘及群众文化普及上作出的突出贡献，民间艺术国际组织（IOV）授予其“2011民间艺术保护荣誉奖”，并入载《中国文化名人录》。王绍曾在介绍他的栏目里说了一句颇具哲学意味的“格言”：“一个组织者，应该有帅的素质，将的魄力，兵的意识。”意思是，帅是统领全局的，要高瞻远瞩，有眼光，有超前意识；将是搞指挥的，要有协调能力，要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强项，形成一个最佳组合；兵则是扛枪打仗站岗放哨的。

　　宣传队、锣鼓队、管弦乐团、交响乐团，于王绍曾而言，是一个人的岁月印记，又何尝不是这座城市变化的一种折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