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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本家庭相册

黄 珊
每一本相册中的照片都由康人桂整理,徐云千用标准的宋体一一记录下来。
  徐云千是广东人,1961年同济大学毕业后来到太原。康人桂是成都人,自山西大学化学系毕业后,也留在了太原。他们的分配志愿填的是“服从祖国需要”。50多年过去,他们两个早就在太原扎下了根。

  1961年,徐云千毕业分配到太原工学院(现太原理工大学),遇到了康人桂,两人很快相知相恋。徐云千有一部柯达相机,是父亲送给他的。他猜测这部相机的年龄在百岁以上,因为父亲年轻时候就用它学习拍照。他的摄影技术是父亲亲手教的。他用这台柯达相机,记录了两人相识之初,一起到晋祠玩、在晋阳湖游泳、在校园里漫步、在图书馆读书的美好时刻。

  1964年,康人桂和徐云千结婚了。那时候,领了结婚证,把两张床并在一起,晚上请同事们过来吃吃糖、说说话,就算结婚了。

  他们做了一件在当时非常时髦的事——旅行结婚。在南京的玄武湖公园、中山陵,留下了美得像剧照般的照片,在那个年代,他们已经开启了自拍模式。徐云千说:“父亲留给我一个三脚架,可以实现自拍。别人拍的话拍不了这么自然。”

  徐云千、康人桂喜欢旅行,出行目的地从国内的九寨沟、武汉、广州、北海,到朝鲜、美国、法国……在33个国家留下了并肩前行的足迹,当然,还有无数的照片。只不过,这时候徐云千的相机已经变成了能拍彩色照片的海鸥,后来又成了数码的柯尼卡相机,现在则更多地使用手机。

  徐云千爱好摄影,记录全家冬天到迎泽公园踏雪,夏天到北戴河度假;拍摄家庭生活的标志性事件:儿子第一天见到太阳升起,女儿春游时发小脾气,小孙子迈开第一步。康人桂负责在每张照片背后写拍摄时间、地点,再整理成册,一共整理了22本相册。康人桂说:“这些照片里有我们俩的一辈子。”

  1967年8月,康人桂和徐云千的大女儿出生。两人商量:“咱们应该把孩子的生活完整地记录下来。”徐云千负责照相,捕捉孩子的无数个第一次,会爬了,会走了,第一次笑了,第一次见到阳光了……康人桂负责记录孩子不同时期的的头围、身高、体重。两人一起给女儿做了本相册,认真记录着小生命的每一个变化。儿子出生了,他们又准备了第二本相册。这些相册里有两个孩子的成长全过程。学会走路了,个子长高了,到迎泽公园、文瀛公园野餐了,能在晋祠戏水了。康人桂冲洗照片都是一式两份,一份存放在家庭相册里,一份存放在女儿或儿子的相册里。就这样一天一天记录着孩子的成长经历,直到他们18岁长大成人,相册就可以交给本人了。

  外孙女和两个孙子出生以后,老两口更忙了,忙着拍照,冲洗照片,记录照片信息,然后做成相册。现在外孙女的相册已经拿走了,两个孙子的照片还在继续增加。

  镜头中,孩子们慢慢长大,徐云千夫妇的头发也慢慢白了。他们从五一广场鼎章照相馆旁边的逼仄小房子,搬到市政分配的楼房、桃园三巷的市环保局宿舍,后来搬到了旱西关,现在又搬进了滨河路边带电梯的高层。

  无论居室大与小,他们的家始终充满欢声笑语。“我们尽心尽力地经营我们这个家,”徐云千很骄傲地说,“这个不是吹牛,我们结婚50多年,从来没有吵过架。”即使生活压力特别大,夫妻俩也从不埋怨,而是互相理解,互相扶持。

  每个周日是家庭聚会日,总要做十几个孩子们爱吃的菜。“现在年纪大了,精力也不够了,做这样的大餐需要两天时间,不过我们俩乐在其中”。康人桂努力统筹好所有的家庭事务,还抽空学习了智能手机和电脑操作,这样就能把孙子发在微信上的照片下载到电脑,然后打印出来。

  康人桂和徐云千教会孩子照相、洗相,认真经营生活。他们对工作、家庭毫无保留的付出,成为一种家庭基因,又传递到第三代家庭成员的身上。

  他们的两个孪生孙子正在美国纽约州读书,不久前学校布置了作业“我是谁,我从哪儿来”,他们构思制作了一棵“家庭树”。在徐云千、康人桂的帮助下,他们收集了从曾祖父和曾祖母、祖父和祖母、父亲和母亲以及自己,整整四代人的照片,访谈了远远近近多位家庭成员,了解到很多原来不知道的历史,对自己的家庭有了崭新的认识。这株家庭树做出来后,同学老师都说好。康人桂说:“制作这株家庭树,他们知道了自己从哪里来,也知道自己的生命和我们所珍视的一切。”

  中国式亲情是一笔无形的财富,它将和这22本家庭相册一起,护佑年轻一代幸福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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