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春秋末年开掘，隋唐通航洛阳，转广通渠可抵长安。到元朝从淮水改凿向北，竣工京杭大运河。运河开凿历时悠久，给历代官员提供了一整套治水教科书。做官不懂治水，则不懂执政之道。白居易最心仪的官职竟是“水官伯”，可惜一直未能如愿。年轻时，白居易与元稹备考策试制举，挥汗完成《策林》七十五篇，第一篇专为治水谋策，曰《辨水旱之灾，明存救之术》，明确指出治水可以“保邦邑于危，安人心于困”，并说减灾防患，责在郡使。凡大难来临，天灾乎？人祸乎？唐玄宗叹曰，“诸州遭涝之处，多是政理无方，或堤堰不修，或沟渠未泄”，将水旱灾害成因，归结到官政郡治才是根本。

　　古代中国，水旱灾害频仍。在白居易看来，水旱灾害分人灾、运灾两种，人灾可以避免，运灾虽然难以全避，但通过官民有力措施，可以减轻损失。他告诫高层乃至郡县官员，必须持公道而施善政，调动各种手段，防灾减灾救灾赈灾，拯救百姓于水火。而州郡刺史乃防救灾害主要负责人，自当全力组织地方防涝抗旱，修筑堤堰，固土祈福，以期有备无患，逢凶化吉。

　　白居易治水言论精辟，也是大唐帝国上下共识。据研究，单以长江中下游地区统计，自春秋至隋朝，共建水利工程六十四项，进入唐代，兴修水利工程达到一百零四项。也就是说，唐朝治水，远超此前千年积累。强国建立在治水功德之上，而诸州刺史正是指挥完成各项工程的直接主官。每逢开工，刺史大举动员成千上万民众投入劳作，如大和七年（833）河阳修堰，出动役工达四万之众。就当时生产力而言，有多么艰难，又何等壮观。

　　白居易途经南阳内乡之际，相逢老友张籍，二人彻夜长谈。张籍时任工部所属之水部员外郎，此时正以水务大臣身份巡视水利和漕运。而张籍上任水部，制书乃白居易所撰写。江淮旱灾十分严重，万千“疲民”嗷嗷待哺，白居易恰恰前往杭州灾区上任，他们此刻相逢，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接下来，白居易过了洞庭湖口，随即到达故地江州，与同龄刺史李渤相聚。昔元和十年（815），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与这位李渤同日黜官，李改为资议参军，分司东都。眼下，白、李竟在江州相聚，二人百感交集，共上庐山，交流尤为深入。目前李渤江州任上，“管田二千一百九十七顷，今年旱死一千九百多顷”，年景歉收现实严重，而财政昏官仍在横征暴敛，还要征收往年拖欠，李渤拼死上奏，强烈要求皇室免除百姓当年负担，并明确表示自己“不忍鞭笞黎庶”，如不准奏免赋，则“特乞放臣归田”，甘愿弃官。穆宗这才批复“江州所奏，实为诚恳”，准予免赋，州民得救。

　　就是这样一个好官，今夜举杯过头，郑重相告白公，为了抗旱，他正在积极筹划治理本州甘棠湖，准备筑堰安水，建桥定闸，调控湖水，以保旱涝灌溉之利。居易闻言大震。史载当年十二月，甘棠湖工程果然如期开工，“筑堤三千五百尺”，次年正月竣毕，“蓄水为湖，人得其赢”。白居易与郢州王镒、水部张籍、江州李渤等务实官员次第相逢于赴任途中，深入交流，对于执政杭州大有深意。

　　这些朝官彼此激励互勉，可以迸发出惊人力量。如韩愈、刘禹锡、柳宗元包括宋代苏东坡等人，皆在贬后励精图治，为一方土地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书写了功德一页。白居易在忠州同样如此。他们历经挫折不幸，却往往成为落后地区进步突变的难得契机，给当地黎民带来幸运祥光。

　　张籍、李渤坐论治水，令杭州白刺史深受鼓舞。乐天年轻时为民呐喊请命，如今更要为百姓兴办实事。

　　白居易一贯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此番赴任路上，诗人与诸友热议治水，又亲眼目睹了洞庭浩瀚，“混合万丈深，淼茫千里白”，利可兴社稷，害可吞黎民，他面对洪涛骇浪，胸中豪情不可平复。

　　长庆二年（822），居易途经洞庭之夏，“长江倒灌，湖区大灾”。他写出《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充分抒写难以遏制的治水情怀，完成了又一首重要诗篇。此诗撼人心魄：

　　江从西南来，浩浩无旦夕。长波逐若泻，连山凿如劈。千年不壅溃，万姓无垫溺。不尔民为鱼，大哉禹之绩。导岷既艰远，距海无咫尺。胡为不讫功，余水斯委积。洞庭与青草，大小两相敌。混合万丈深，淼茫千里白。每岁秋夏时，浩大吞七泽。水族窟穴多，农人土地窄。我今尚嗟叹，禹岂不爱惜。邈未究其由，想古观遗迹。疑此苗人顽，恃险不终役。帝亦无奈何，留患与今昔。水流天地内，如身有血脉。滞则为疽疣，治之在针石。安得禹复生，为唐水官伯。手提倚天剑，垂来亲指画。疏河似剪纸，决壅同裂帛。渗作膏腴田，蹋平鱼鳖宅。龙宫变闾里，水府生禾麦。坐添百万户，书我司徒籍。

　　据考，乐天此诗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首记载洞庭水患之作。

　　全诗可分三部分赏析，第一部分写长江气势和大禹功绩；第二部分写洞庭、青草两片大湖，侵蚀农田，乃至“水族窟穴多，农人土地窄”；第三部分希望大禹复生，实现“龙宫变闾里，水府生禾麦”的美好愿望。全诗想象奇特，雄健豪迈，一气呵成。“水流天地内，如身有血脉。滞则为疽疣，治之在针石”，说明白居易对于疏导水流、掘开堵滞的治水原理，已有正确认识。最后两句“坐添百万户，书我司徒籍”，采用了刺史公务用语入诗，说的是大唐户部，执掌国家土地、户籍、赋税、军需、俸禄、粮饷等一应财政收支相关之事，而州府刺史必须完成户部各项年度指标，以对应考核。户部以及各地节度使、观察使，对州级刺史年考首要指标，正是人户田亩之增长。

　　张卫东在《唐代刺史若干问题论稿》一书中指出：各地刺史对治下人口的升降变动，甚为敏感，无不以促成本地人口田亩的迅速增加为首要施政目标。

　　白居易熟知刺史要务并亲履忠州刺史之职，此时怀抱终止湖水泛滥、增添人户良田的美好理想，以期“坐添百万户，书我司徒籍”，力图通过治水尽刺史职责。正如陈子昂所说：“一州得贤明刺史，以至公循良为政者，则千万家赖其福；若得贪暴刺史，以徇私苛虐为政者，则千万家受其祸矣。”（《上军国利害事·牧宰》）

　　详读此诗，探讨白居易彼时执政情怀，心胸自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