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其他文艺形式，文学在讲述党史方面拥有独特的优势，更容易以艺术魅力去感染读者。在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看来，百年党史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学富矿，每一个作家都能在其中找到想要的创作素材。关键的难点是如何用文学的手法将真实的历史叙述好、呈现好；如何借助文学的魅力，让波澜壮阔的党史抵达人心，使读者在情感上同频共振。

　　何建明说：“我一直认为，在坚持历史真实性的前提下，应该让革命史‘立’起来，让历史人物‘活’起来，我的多部作品一直作着这方面的探索。”

　　从今日刊发的这篇《大街小巷寻找少年英雄》中，可以看到何建明的信念、探索和实践，对我们的创作和阅读颇有启发。　　——编者

　　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牺牲的革命者难以计数，仅上海龙华和南京雨花台两座革命烈士纪念馆展示的就有约3000位先烈的事迹。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这一次书写的，是大时代背景下的少年英雄——《不能忘却的少年欧阳立安》与《少年英烈袁咨桐》，两本书也是何建明首次尝试儿童文学写作。欧阳立安是“龙华二十四烈士”中年纪最小的一位，袁咨桐则是南京雨花台的小英雄，他们牺牲时正是十五六岁的少年。

　　十几岁的少年英烈在历史中相关资料极其稀少，甚至只有一个模糊的名字。即使回到他们的家乡，由于少小离家投入革命，生命又如此短暂，与他们相识的乡邻亦是稀有。何建明只能在与少年英雄共同被捕就义的共产党员所留下的只言片语里，分辨出他们依稀的影子、相互印证的痕迹，用有限的素材，架构、恢复当时的历史场景。何建明想尽可能多地把留下名字、不为人知和没有留下真实姓名的牺牲者们，全部融入他的文学叙述中。

　　弄堂里的寻找

　　“记得在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看着那些英俊的遗像时，仿佛看到了英烈们的内心世界，是那样的丰富和炽烈。”何建明说。

　　“天下洋楼我工人造，资本家坐在洋楼哈哈笑，国民党看门来把守，共产党为工人坚决奋斗……”这是欧阳立安在监狱里吟成的诗，后来被一名获释的同室“狱友”带出了监狱，新中国成立后收录进《革命烈士诗抄》之中，这也是欧阳立安这位小烈士留在世上的唯一诗作。

　　其实，在何建明写作的报告文学作品《革命者》中，曾经有过关于欧阳立安的一段文字，在那场蔡博真和伍仲文举行的“囚车上的婚礼”中，镣铐是他们的花环，雪花是他们的婚纱，枪声是他们的礼炮，何孟雄当了婚礼主持人，烈士们一起唱起了《国际歌》，殷夫贡献出了诗朗诵，年少的欧阳立安也加入了朗诵的队伍。“我虽然没有在现场，但烈士给我们后人留下的作品，组成了‘囚车上的婚礼’的最后一幕，非常悲壮。今年的‘4·23’读书日上，我在上海看了一场以此为主题的芭蕾舞演出，当时我身边许多观众忍不住地掉眼泪。”这一切，都丰富了何建明笔下的欧阳立安。

　　如今，走在上海的马路上，一些弄堂依然密如蛛网，人流如潮。这也是何建明笔下的上海地下党活动场所，他一次次地在弄堂里行走，寻找……“一次，欧阳立安去一处秘密地址送信，刚拐进弄堂口，就见秘密联络点的窗台上有暗号，告诉他此处目标已经暴露。在敌人一步一步逼近时，他突然看到弄堂内有一户人家的门开着，而且这户人家的后窗似乎连着另一条弄堂。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一个箭步闪进这户人家，穿过前堂厨房和后面的房间，跳上一张靠墙的化妆台，然后一脚踢破后墙的玻璃窗，跃身跳进了屋后的弄堂。”对上海石库门弄堂结构的熟悉与亲近，才让何建明笔下的少年有了一气呵成的灵性。

　　雨花台前的行走

　　如今上海到南京的高铁只要一个多小时，但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从上海进入南京，对于中共党员来说，就是跨越生死之门。

　　何建明前后三次去过袁咨桐的家乡，这位雨花台年轻的烈士出生在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的习水县土城。父亲是位开明而有远见的地主，将三个儿子送到贵阳城的教育家黄齐生家。袁咨桐不久便随黄齐生闯荡上海，后来到南京安家，进入了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他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一名信仰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30年前后，袁咨桐第三次被抓。南京政府宪兵司令谷正伦及妻子均为贵州人，黄齐生则是其妻的老师，前两次都放了袁咨桐。第三次，谷正伦亲自做思想工作：“明天就枪毙你，还做共产党吗？”少年并不吱声。“好，我给你买好出国的船票，送你去日本留学，你就不要回来了。我也不要你签字。”少年依然不从。

　　国民党当局杀害了袁咨桐，因为他才十六岁，怕惹起公愤，所以偷偷地在文件上把“六”字改为了“八”。

　　每一次在细雨中望见龙华的桃花，每一次走至雨花台长长的台阶，何建明的脚步都会有些沉重，心情亦随之沉郁，但神圣和庄严之心换成了责任和使命，让他笔耕不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