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治村》真实描摹了淳安县下姜村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成为几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基层联系点，通过近20年的发展，形成了精准扶贫的“下姜模式”，成为中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典范。

　　作品真实生动地描绘了武义县的后陈村，如何在胡文法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在村民的支持下，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将一个贫穷、村务混乱、“前腐后继”、矛盾不断的“上访村”，建设成了经济发展、邻里和谐、人心思进、环境优美的新农村。“后陈经验”受到国内外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甚至影响到国家相关法律的制定。

　　作品还抒写了杭州市临安区上田村发生的细微而又巨大的乡村变革，它是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的发源地，又是浙江省第一个“微法庭”的诞生地，成为“枫桥经验”的升级版，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者和获益者。

　　下姜、后陈、上田村等地的新旧变化，使人感受到了时代的潮流，同时也具体深刻地感受到了民间的智慧和力量。它提醒我们，在社会建设发展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和及时认真地总结基层的创新成果。联想到当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的“大包干”行动，再看上述这几个村子的巨大变化，就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基层很多源于实际的治理思路和建设法则，也许比有些凭空设计出来的机械简单的所谓“蓝图”更加富有价值。因此，《大国治村》提供的这些真实、生动、形象的典型案例，非常具有学习参考价值，是活的榜样，是十分灵动的乡村治理教材。

　　报告文学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生长的文学根苗，是在与社会生活相依相伴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李英的报告文学创作，很能够说明这一点。从和朱晓军合作创作《让百姓做主》开始，他就一直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现实的社会生活，在生活中发现创作的题材与对象，寻找前沿的苗头和现象，并及时将这些发现、感受和认识真实地表达出来，扎根深、接地气，独特新颖，富有社会影响力。

　　中国的文学创作，一贯主张“文以载道”“经世致用”。这是一种鄙视空谈、看重内容价值的文学主张。它虽然不放弃文学艺术的方法与形式的追求，但明显更注重作品参与和影响社会生活的内容价值。报告文学这种经世致用的途径，在真实的社会生活表达中发挥了积极的建设作用。李英的这部《大国治村》，正是体现报告文学这些独特品质的很好例证。作品用真实质朴的语言对乡村振兴中的实践者进行描绘，充满钦佩，透出热情，对很多故事的叙述，对很多人物的刻画，令人印象深刻。

　　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因为作家紧密地投身社会生活中而富有生命力和价值。我想，《大国治村》也有这样的质地和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