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日寇以2000余兵力侵占了岚县，企图进一步向晋绥边区领导机关驻地兴县地区推进。日军将岚县作为立足点，打通了忻岚(忻县—静乐—岚县)公路，并沿此线设立了众多据点，形成了一条从东到西的控制封锁线。这条控制封锁线将我晋绥三专署和三地委的辖区分割为南北两部分：南面为静乐之一、二区（仍称静乐县）以及岚县、阳曲（铁路西）；北部为静乐之三、四区及宁武、忻县(铁路西）、崞县（铁路西）。而且在此以前，日寇沿同蒲路的封锁线将崞县之五区（轩岗以南，楼板寨以西）也分割开。

　　鉴于上述情况，1940年8月边区召开的第二次行政会议决定将静乐的四区划归宁武县领导，以静乐的三区（忻静公路以北，汾河以东），宁武的四、五区（不久四区并入五区，即现在的辉顺沟、怀道、东马坊、圪嵘等乡）组成静宁县。

　　静宁县北起轩岗，南至忻静公路，东与忻县为邻，西达汾河。境内山谷交错，沟壑纵横，森林茂密，是开展游击战的天然场所。境内有条横贯腹地的交通要道，东可达同蒲铁路，西可通往边区机关所在地兴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寇打通静（乐）宁（武）公路后，特意在汾河西岸位处东西、南北两条交通要道十字口上的石家庄修筑碉堡，妄图切断这条交通要道。但是，敌人始终没有控制这条交通线，即使在斗争最艰苦、最困难的1942年，我抗战物资、领导人员在军民的护送下，照样来往于这条交通线上。

　　静宁境内敌人碉堡林立，据点成线，将位于静宁腹地的任家村、西窑、石寨子沟、大端地沟、曲峪沟一带包围起来。静宁县党、政、军领导机关就以这一带为依托，立住了脚，开辟了抗日游击根据地。然而就整个静宁县来说都属于敌我交错区，静宁县政府常驻扎的万华山寺院，四面都有敌方据点，“扫荡”频繁。

　　1941年12月以后，斗争更加残酷，敌人在疯狂“扫荡”的同时，对游击区采取“蚕食”政策，并采用“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梳篦队形”等新战术，企图摧毁我静宁党、政、军领导机关生存的基础。静宁党、政、军领导机关在人民群众的掩护下，巧妙地与敌人周旋。日寇不但没有达到其恶毒的目的，反而屡遭我静宁军民的痛击。

　　1944年7月20日，赵尚高民兵连按照晋绥军区指示，带领数千群众，趁大雨之夜，将静宁公路切断，阻止了敌方运输。8月12日晚，他们又发动群众一夜就将南沟口至宁化堡之间的敌电线割了个精光，使敌陷入孤立，让群众抢收抢打庄稼。

　　1944年秋，南沟口据点日伪军到静宁三区“扫荡”，进入史家沟村后，踩响地雷，炸死两名日军，并伤日军小队长。敌人搜山，将百余名群众逼回村，列队逐个抽打，欲使群众供出埋地雷的民兵藏在哪里。见无人答话，敌人气急败坏地拉出李进明，当众在其身上练刺杀。群众义愤填膺一拥而上，夺敌武器，与敌拼杀。静宁县委抓住此例，立即在全县展开“要有中国人的骨气”的教育运动，使全县男女老幼认识到当汉奸可耻，出卖灵魂、出卖同胞是背祖离宗。不久南沟口据点自卫团长白保维带领24人携械反正。石神据点伪班长赵万绿在老婆的协助下，杀死3名日军，投向我19支队。据静宁三区的统计，32个伪村长在半月之内，有三分之一成为抗日两面村长。

　　1945年3月，石神据点日伪军化装成我军到大端地沟“扫荡”，伪班长张永三将日伪军出发的时间报告于我武工队，驻扎于万华山上的我19支队，设伏于万华山口处，将化装成我军的4名（内有一名日军）日伪军就地生俘，后面的日伪军也遭伏击，有9名日伪军丧命。

　　静宁军民在歼灭敌人的无数次战斗中，涌现出了许许多多顶天立地的英雄。如，班长王永年在大凹战斗中弹尽药绝，飞脚踢死一个鬼子后，双手紧紧地擒住两个鬼子滚下山崖，与敌同归于尽。连长宋宝玉被敌包围，身中数弹，以身殉国。晋绥特等民兵英雄赵尚高在舍科村突围中，虽身中两刺刀，仍打死伪军11人。区委书记武占国被包围，为掩护同志突围，左臂中弹被捕，临刑大骂鬼子:“杀人的野兽，你们一定要被中国人民埋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不胜枚举，流传于整个晋西北。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晋绥边区召开的第四次群英会上，来自静宁鱼脊岭村的 “全家英雄（劳动英雄赵成成、纺织英雄郝二兰、儿童英雄赵金梁）”受到表彰。

　　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1945年的夏季，静宁军民在党的领导下，赶走了盘踞在静宁的日寇，获得了胜利。

　　1946年5月，晋绥边区决定撤销静宁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