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讲个故事。1996年春晚，王军霞上场后，倪萍就说了一句“这是我们的世界冠军王军霞”，然后就泪流满面。所以那年春晚她就被骂惨了，就这一句话，值得这么煽情吗？倪萍讲那年筹备春晚的时候，去餐厅吃饭，她看见角落里坐着一位又黑又瘦的女孩，多少有点好奇，上前问：“你谁呀？”那个女孩赶紧站起来，说：“您好，倪萍老师。我是王军霞。”倪萍当时吓一跳，怎么是这个样子？然后坐下来陪她聊天吃饭，问她一句：“你当运动员最苦最累是什么时候？”王军霞一句话没讲就把鞋袜脱了。倪萍当场就傻了，这根本不是女孩子的脚，她的两只脚掌全变形了，指甲也全掉了，剩下十个鲜红的小肉团，一个20多岁的小女孩，脚已几近残废。她在介绍王军霞的时候满脑子就是那双脚，所以她实在是忍不住。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现成的文字背后，隐藏着很多没有写出来的内容，就像我们常说“未曾开口泪先流”，因为自己在说这件事的时候，心里还装着事情的背景。为什么人年纪大了，泪点变低了，就是因为很容易被感动，因为心里装了很多事情，你说一件事情他可能想起十件事情，说一句话时想起十句话。小说也是这样，我们读一本小说，读完之后觉得意犹未尽，也是因为小说背后有一段历史。

　　文学中有句行话，越是画龙点睛的关键一点，越不能写满，用八九分力就足够了，余下的笔力干什么？是不是省掉了？不是，恰恰是用来营造这部作品背景的,将背景贯穿小说。有时候我们会说这部小说或者作品干瘪瘪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用了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力。

　　2017年，我走万里长江，从上海吴淞口一直走到长江源头。夏天到了可可西里边缘，长江在那一段叫通天河。在通天河边上，我受到了启发。我们全世界都爱藏羚羊，唯独藏族人不爱藏羚羊，一个原因是藏羚羊长了个魔鬼脸，还有一个原因是藏羚羊品行不好。两只公羊打架，最后被杀死的是胜利者，活下来的却是失败者。为什么？藏民告诉我，因为两只公羊打架，打不赢的那只就开始逃跑，强者在后面追赶，失败者跑到前面找了一个有利地形之后，它猛地一转身，然后两角一伸，后面追上来的藏羚羊刹不住，那角就直插到心脏去。我们觉得那么高贵的藏羚羊，在藏民眼中，它是一个丑恶的魔鬼。反过来，我们都认为是魔鬼的狼，对他们来说却是吉祥物。我们正好在通天河边见到一只狼，有一户藏民就说“扎西德勒、扎西德勒”。我觉得就很奇怪。狼生长要有一个很完整的食物链，要完成食物链，必须有相对应的良好的生态，生态好了，对藏民自己不也好了吗？

　　文学背后的那种背景，最重要的是情，不是普通的抒情，也不是恩情和亲情，友情和爱情，而是一种情怀。一切的文学，它震撼你，它感动你，让你看一百遍还是舍不得放下，因为它有一种无与伦比的情怀。文学作品有没有情怀才是最关键的，有情怀的文学才是有效的文学。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也就是将文学的情怀赋予每一个人的过程。曾经有人找我抬杠,说你那个《凤凰琴》《天行者》没那么伟大，他们经历的我们也大多经历过，我也见过民办教师。我说：“我们要把这种事情放到一个大的历史背景，放到整个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来看。就说民办教师，当年乡村里面没有老师，孩子们都大了，都要上学了，谁来教？有没有比他们更好的？回答是没有。他们已经是最好的。他这样教下来不比让孩子们当文盲好吗？当然好多了。”这是一段很长的过程，后来中国发展了，如果我们千千万万农村的年轻人是文盲，我无法想象在文盲面前怎样进行文明交流、文化沟通？民办教师他们能够在历史最艰难的时候站出来，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尽一份力，这就是民间的英雄。

　　文学必须有情，也必须有义。我说的这个义不是普通的讲义气。

　　春秋时吴国出兵三万伐楚，楚国当时有六十万雄兵，结果三万兵把六十万雄兵打得落花流水，最后，楚昭王带领残兵败将到了附庸国随国。吴国派使者到随国，要求交出楚昭王。随国弱小，哪边都惹不起，交还是不交，大臣们就分成两派，争辩不已。昭王的哥哥叫子期，就把昭王的衣服穿上，王冠戴上，向随侯表示：楚国虽落难，但气节仍在，为不使随国为难，楚王愿意牺牲自己，以换取随国的平安。随侯感动了，于是，答复吴国使者说：随有难，楚要帮；楚有难，随要帮。现在楚有难，到我这儿来，我帮他是天经地义的，你不能仗势欺人，要我背信弃义把楚王交给你，你有本事在别的地方把楚灭了，然后我们吴随签约，成为朋友，那个时候你需要我帮助的事情我一定帮你，现在是断然不可以。

　　这是极其有意义的典故，我把这叫做“春秋大义”。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但它有一种大义在，在文学中，春秋大义有大作品。春秋大义好像和我们没什么关系，但是我们要在传统背景下理解这种文化。所以说，春秋大义不是和我们不相关的，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脊梁，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光辉背影。

　　我第一次来山西，去古县看千年牡丹花王。我们平常见到的牡丹花像草一样，头一年枯了第二年冒出来再长，古县的牡丹花是一棵树，长成了木本植物一样。我当时特别感慨。唐代以后，中国的文风发生巨大的变化，从宋元到明清再到今天，但凡有一点地位的人，家里的庭院或者内室栽的、种的、养的都是病树、残荷、老梅什么的。除了公园以外，家里都不养牡丹；书画界画牡丹的都没市场，成不了气候。这种大开大合的牡丹在中国称为“国花”，你想在大唐盛世，枯荷、病树、老梅和那种气象般配吗？只有富丽堂皇的牡丹才搭配。

　　文化在文学当中怎么来呈现？我们经常说，文学必须要有情有义，还要有趣，这种趣味是一种文化的品位，是一种文化的品相，甚至是文化的品格。

　　前不久到绍兴去参加鲁迅诞生140周年的纪念活动。阅历会改变一个人，会丰富一个人，现在再读《故乡》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以前没有意识到的东西。鲁迅《故乡》的最后那一段话是：“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脚下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你把这段话和整个《故乡》的气韵对比一下，它似乎是多余，和前面的描写好像完全没关系，但很多人都不记得故乡点点滴滴的事儿，却记得后面这段话。为什么这样写？鲁迅深得“要有趣味”的要领，假如把《故乡》后面这段话去掉，这篇小说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我们仅仅知道日常的生活，只写日常生活的情绪、鸡毛蒜皮的事情，没什么意思。一定还有故事。那种故事是什么？可以是我们的目标，那么，在我们的目标中，在字里行间，有另外一个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