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在北方淘金，晋商下江南的也不少。祁县渠家在湖北羊楼洞、羊楼司、咸宁等地收购茶叶，购买茶山，种植和加工茶叶，行销国内外，甚至走海路运往欧洲。货物向四方发散，财富向渠家汇集。渠家大院就建造在祁县城里，40座院落鳞次栉比，高峻威严，透出森然气象，人称“渠半城”。在别处四进院落很少看见，渠家却拥有全国罕见的五进式穿堂院。明楼院、统楼院、栏杆院、戏台院巧妙组合，错落有致；悬山顶、歇山顶、卷棚顶、硬山顶形式各异，主次分明。“渠半城”浓缩着中国古建的诸多精美元素，散发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博大神韵。

　　太谷的曹家文化底蕴深厚，不像别的大院姓氏就是名号，曹家大院的名号则是三多堂。三多堂，哪三多？多富、多寿、多男子。这显然出自华封三祝的典故。曹家要三多，不能等着天上掉馅饼，先祖曹三喜没有和诸多商家争夺客户和市场，而是别开蹊径，独闯关东，做买卖、开店铺，商号遍及“关外七厅”。“关外七厅”是清水河、丰镇、托克托、萨拉齐、和林格尔、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和宁远。后来跨出国门，东到日本，北到莫斯科，西到巴黎、伦敦，把国内的茶叶、布匹输往国外，引进日本的钢铁、高丽的人参、俄罗斯的金属制品。据1938年统计数字，曹家经商几百年，商号发展到640多座，仅雇员就有3.7万人之多。太谷人说“凡是有麻雀飞过的地方都有曹家的商号”，不少小户人家的子弟，都跟着太谷商号“飞翔”，并从中获利致富。

　　每一座晋商大院都凝结着缔造者的胆识和智慧，折射出时代的特征。晋商的崛起有两个关键因素，明代实行“开中制”和清代开发边疆，都催化了晋商兴盛。灵石县王家便是顺势而为的一个典型代表。清康熙十二年（1673），平西王吴三桂举兵反叛，他的干儿子、陕西提督王辅臣随即作乱。王家兄弟谦受、谦和正好购得24匹骏马，立即无偿上捐，博得山西援剿提督陈一炳的信任，委托他们担负筹运军需的重任。叛军平息，银两广进，王家大院得以扩建。后来一扩再扩，清乾隆四年（1739），在东山梁上扩起“恒贞堡”，亦称“红门堡”；清乾隆十三年（1748），向南扩建“凝固下堡”。之后，又扩建“和义堡”“拱板堡”“视履堡”和铁门院。王家把战争的防御思维带回家乡，代代相传，筑堡成院成家，在古代民居中独树一帜。

　　万荣李家则借助了汇通“三边”的良好机遇。“三边”，即靖边、安边、定边。这一带土地贫瘠，气候寒冷，不能种植棉花，土布缺少，价格很高。李文炳看到了这个商机。清道光三年（1823），在家乡收购土布，组织马帮，运往“三边”。再把西北的皮货、药材贩回内地，财源滚滚。李家商号先是向西拓展，而后向东、向南挺进，发展到武汉以及沿海的上海、天津多地。100多家店铺，覆盖了15个省市、40多个县。据说，李家媳妇王和君接手“敬义泰”生意后，每年巡查各地商号，从闫景村坐马车出发，每天行程60里，只住自家店，不吃别人饭，可以直到银川城。

　　走遍山西大院，唯有李家大院别开生面。那门楼外形轮廓，不仅仅高，不仅仅直，而且还尖，似乎直冲青天。这线条如此轻快，这造型如此挺秀，确实少见。是少见，这是十六世纪欧洲“哥特式”建筑体式。别看这“体貌”像是洋人的个头，外在的“服饰”却是本土特色。砖雕的大善字是传统的，砖雕的图案花纹是传统的，这不就是立体的中西合璧、文化融合吗？毫无疑问，李家大院就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整座大院渗透着博采众长的理念，北方屋舍的本色里，夹杂着一些徽派元素，夹杂着一些欧洲风格。其特点是，精致大宅门通天接地，传统四合院藏风聚气，欧洲式风格渗透形体，徽派样风味增添情趣。

　　李家大院的新异，在于李家传人李子用曾经留学英国，把西式建筑风貌带回了家乡。何止是带回了西式建筑，还带回了英国媳妇麦克蒂伦，带回了工业时代的新思维。李子用着手办起炉院，铸造五齿铧、风齿铧、柳叶铧等新型农具，铸造笼圈、铁锅、鏊子、篦子等新式灶具。这还只是小打小闹的尝试，继而李家在上海、天津、武汉的申新纺织公司、中纺公司、大华纱厂也相继开业。

　　那个时代的晋商步履，不只是遗留在史料里，故乡的大院里也垒砌着不可磨灭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