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不受于天

　　少年时代的柳宗元曾随父亲柳镇辗转于九江、长沙等地，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十分了解，在二十一岁进士及第踏入仕途后，他便开始宣传其“养民利民之术”。

　　古代君王常以“受命于天”来表达自己拥有的权威，柳宗元在《贞符》一文中指出，所谓“受命于天”是虚假的、荒谬的，人民才是朝代更替的决定性力量。他写道：“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统治者不是受命于天，而是受命于民，民心、民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祥瑞是不可靠的，只有施行仁政，才能使万民欢欣。

　　在柳宗元看来，统治者要让百姓安居乐业，应当鼓励百姓按照自己的优势与兴趣谋发展、求利益。在《晋问》一文中，柳宗元写道：“所谓民利，民自利者是也。”民自利者，即顺人之欲，随人之性，而非让不懂民情的官吏指挥。在柳宗元的寓言文章《种树郭橐驼传》中，他批判“好烦其令”的为官之道，临民之官一会儿传达上级命令要求百姓用力耕耘，一会儿督促百姓早日收获，百姓为了接待他们连饭都吃不上，遑论顾及自己的营生呢？为此，柳宗元提出“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观点，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给予适当的指导，激发民众的积极性，不能用力过猛或全不用力，这种“民利观”对于今天如何顺应民意、避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有一定的鉴戒意义。

　　民不为吏役

　　柳宗元二十一岁进士及第，三十一岁任监察御史里行。监察御史里行品级不高，主要职掌百官违纪，和现在的纪检监察干部的职责相当。后来，因参与永贞革新失败，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在永州生活的十年间，他一腔抱负难以施展，孤独万千却从未消沉，他更广泛地接触大众，对普通民众的艰辛生活有了更深的了解。

　　对于即将到地方任官的官员，柳宗元往往在临别赠序中对他们敬告忠言。在任监察官员时，柳宗元在《送宁国范明府诗序》中明确提出“夫为吏者，人役也”，反对官吏是役民者的观念。后来柳宗元在永州时，在《送薛存义之任序》中同样提出“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官员所受的俸禄，都是出自百姓的赋税，不可“受其值，怠其事”，更不可“从而盗之”。

　　柳宗元认为民众是官吏的依靠，官吏应该对民众负责，想民众之所想，急民众之所急，同时民众有权对那些“受若值，怠若事，又盗若货器”、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官吏进行黜罚。在一千多年前，柳宗元能提出这样的见解，实属难能可贵。

　　贫不以为忧

　　纵观柳宗元的人生轨迹，他始终关心民瘼、重视民生，从他的传世著作中，可以深切感受到他用自身的行动践行着传统廉政文化。

　　柳宗元认为做官要懂得知耻。知耻责己，为的无非是“清白”二字，不给他人以诟病的口实，这是做官的底线和起点。在《雷塘祷雨文》中，柳宗元自述，自己任官“廉洁自持，忠信是仗”，意思是以廉洁来要求自己，以忠信作为处事的原则。在《梓人传》中，柳宗元强调“夫绳墨诚陈，规矩诚设，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狭者不可张而广也”，规矩一旦定了下来，就不得逾越，须严格遵守。柳宗元一生坚守清贫，但他却不为此忧愁，而是能安然处之。柳宗元去世后家中没有积蓄，家人无力治丧，灵柩停放在他生前喜爱的罗池西北侧，到了第二年，亲朋好友帮忙筹集了丧葬费用，才将他的灵柩运回老家河东下葬。

　　清白、清廉、清正、清贫，构成了柳宗元的廉洁观。柳宗元在《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文》中，提及“嗣家风之清白，绍遗训于儒素”，可见这种清廉为官、清白传家的风尚其来有自，又传承有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