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元年（1368）八月，明军进占大都（今北京），推翻了元朝的统治。但以扩廓帖木儿为代表的元朝军队残部在长城一线活动，时常向明朝守军发动攻击，并掳掠边境居民。同时，以“四大王”为首的蒙古贵族残余势力逃入山西太原西北部的静乐、岢岚山中，以管涔山区为中心，聚众结寨，四处攻掠。两股势力内外呼应，严重威胁到明朝的统治。为了达到釜底抽薪、斩草除根的目的，明太祖朱元璋一方面调集大军武力解决，一方面将移民作为清除关外忧患的重要手段。　　 

　　《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三年（1370）六月，故元四大王寇大同、武州，太原卫指挥桑桂等击之……桂与指挥郑亨等率兵击之，追至牛尾庄（今山西忻州市忻府区牛尾庄），四大王遁走，获其三大王脱忽的帖木儿，送京师（今江苏南京）。”“辛酉，太原都卫奏获胡寇张成等十六人，上命询胡人潜伏之所，欲用兵剿绝，勿容再聚其寨，外夷人皆令迁入内地。”按照“外夷人皆迁入内地”的政策，朱元璋把归降和被俘虏的蒙古人，全部迁入到京师（今江苏南京）、彰德（今河南安阳）、卫辉（今河南汲县）等地，后来又对蒙古人进行集中安顿，除“隶军籍”外，一般“占籍为民”，即等同于汉民，就地安顿下来。

　　由于蒙古贵族的胁迫，许多地处北边境域的平民百姓也参与了叛乱活动。对此，朱元璋先是采取了既往不咎的态度，如明洪武六年（1373）八月，他下令：“民人无罪，悉送大同府隶籍，仍以所获牛驴给之。”但到了九月，大都督府上奏太原卫官兵捕获从胡寇为乱之民39人后，为断绝“四大王”集团的后援，出于军事上的考虑，朱元璋又下令：“边民被胡寇抄，因从其为益，不得已也。悉贷之，徙与内地。”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六年八月，大将军徐达之师至朔州，徙其边民入居内地。”《明史》把此情形之移民称为“漠北移民”。

　　“漠北移民”的迁出地主要聚集于朔州马邑一带。明代马邑县属大同府辖，县治位于今朔城区神头镇马邑村。清代康熙时《马邑县志》载，马邑县境 “西至朔州烟墩村界一十五里”。烟墩村是神头镇一个古老村庄，明代属马邑县管辖。据《朔州地名志》记载，其 “位于朔城区神头镇7.5公里处，因为村东北角有烽火墩，以狼烟报警，故名”。圪针沟在烟墩村西南隅，此地原来有一条东西方向遍地圪针的大沟，因此叫圪针沟，两地距离只有一里远，故人们习惯把烟墩村圪针沟连在一起称呼。

　　“漠北移民”的迁入地有三处：一是北平，即今北京市乃至河北、山东一带。二是京师，即今南京市以及凤阳府（今安徽凤阳）之泗州、虹县等直隶地区。三是雁门关以南的今忻州。考察忻州人口的来源、地方志及为数不多的谱谍资料，大都记载着“朔州马邑县圪针沟”，来自洪洞县的却非常少。

　　忻府区董村镇保存的郝氏家庙《敦伦会简章》及《宗谱》称：马邑县烟墩村圪针沟郝完同其本家郝从裕及其表侄张澄、张敬等一同迁来忻州。忻府区播明镇《赵氏族谱》载：朔州马邑县烟墩村圪针沟村民赵德祥，于明洪武年间迁入忻州，来到一个新的村落，为弘扬大明长存，取名为“播明”。忻州市的邢氏，均为明朝由朔州马邑县邢家河迁入 （以七里河为界，分为南北邢家河，分属朔州市城区南北）。从宗谱上初步考证，由朔州迁来忻州的邢氏先祖大约十余人。忻州北关米氏家族，据清顺治三年（1646）族谱记载：“余家先代家谱年久失传，迁忻州之后，始于米拳。”再据始祖显妣甲太夫人墓志碑记载：“明洪武三年（1370），米氏时中公，从朔州马邑县三角村，迁家属到忻州入籍……”后来又携带长子米荣与荣之妻黄氏南迁平遥县落户五里庄，而把妻子甲太夫人及次子米拳与拳之妻李氏留在北关定居。　　 

　　此外，忻府区双堡郜氏、奇村镇石家庄段氏、解原村刘氏、兰村乡北场村张氏、乔村马氏、五台县怀荫村赵氏、东冶徐氏 （著名人物有徐继畲、徐向前）……从他们的谱谍上看，都是从朔州马邑县迁来的。　　 

　　由此看来，过去马邑县的中心，包括现在的朔州市区、朔城区东南部紧临山阴的神头镇、滋润乡、南榆林乡、贾庄乡、沙楞河乡一带，紧临桑干河，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是明初“漠北移民”理想的聚集地，也是现今许多忻州居民的祖籍地。

　　到了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山西境内的 “四大王”等人出降，蒙古人及其无辜汉民百姓的内迁活动才告一段落。从此，移民活动的性质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即从以军事性质移民为主转为以屯垦性移民为主。洪洞大槐树移民活动便拉开了历史序幕。　　 

　　马邑移民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祖国大江南北诸多姓氏根源在朔州马邑的说法得到移民后裔的认同。马邑是百万移民后裔魂牵梦萦的故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