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不知从何时开始，议论，甚至包括与议论直接相关的“讲述”和“概要叙事”，都成了小说写作的禁忌。作家们被告知，最好不要在作品中发表什么议论，而应该将议论所要呈现的内容通过人物的行为，自然而然地显示出来。让议论最小化，成了现代小说的某种“金科玉律”。比如说，在小说中作出“包法利夫人走向了壁炉”这样的暗示，要比直接交待“包法利夫人感觉到有些冷”，显得更为“高级”。久而久之，当代小说形成了某种不成文的箴规：“场景叙事”总要比“概要叙事”好；“显示”总要比“讲述”好；通过人物行动来显示意义，总要比直接付诸议论和交待好。简单来说，若非不得已，作者最好不要在作品中发表什么议论。

　　有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认为，议论在传统文类和古典小说中十分常见，这是因为在传统叙事中，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习惯于某种“专断的声音”。议论所代表的，通常都是无所不知的作者的声音——作者或故事的讲述者，总是喜欢直接评论事件，臧否人物，对读者进行指教和劝谕。而到了现代小说中，随着“作者声音”的逐步退出渐成风尚，议论的式微或消失，就成了文学叙事进化或进步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看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如果我们进而认为现代小说完全排斥议论，或者说，议论最小化是现代小说的普遍特征，则不符合文学史的基本常识，因而是根本错误的。以20世纪三部优秀的长篇小说《没有个性的人》《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为例，来看看“议论”在这些作品中的运用和具体呈现。

　　《没有个性的人》是奥地利作家穆齐尔的代表作。在这部卷帙浩繁的小说中，被最小化的，恰恰不是议论，反而是故事或情节本身。这部小说的主体部分由一系列思想性随笔构成，故事或情节成了某种承载思想议论的构架或容器。建筑这部小说大厦的基本材料，与其说是人物的行为和命运，还不如说是作者、叙事者、人物的思想话语。如果我将它视为一部完全由议论或随想构成的小说，也并不为过。

　　詹姆斯·乔伊斯的旷世杰作《尤利西斯》。这个小说的主要故事或情节线索十分简单。它记述了斯蒂芬和布鲁姆于1904年6月16日一天（或不到一天）的经历，但由这两个人物的联想、思绪和内心独白，却串联起了长达数千年的人类文化史。得益于这种联想和独白的自由无拘，作品随时牵扯出或勾连起的思想碎片，从时间和空间上来看，都是十分惊人的。如此看来，《尤利西斯》也是一部议论最大化的小说，只是这些议论和思想碎片，披上了意识流小说所特有的自由联想与内心独白的外衣而已。

　　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这部作品中，作者对叙事的语言本身（主要是语式和语态），进行了隐秘而彻底的改造。具体来说，普鲁斯特悄悄地将“场景”改造成了“概要”；将显示改造成了讲述；将情节叙事改造成了一般议论。反过来说，也一样成立。经过这样的改造，小说中场景与概要、显示与讲述、叙事与议论的对立就突然消除了，甚至其界限也变得模糊不清。因此，可以将《追忆似水年华》看成是一部没有议论的小说，也可以将它看作完全是由议论编织而成的小说。

　　从现代主义的三位大师的创作来看，他们对于直接的思想呈现或议论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根本不存在什么对议论的轻忽或规避。可以清晰地看到，议论的使用，在现代小说中并未衰歇，甚至，通过一些或显或晦的修辞转换，议论的作用反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我认为，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包括观念、意见、价值立场、情绪化的内心悸动在内的一系列话语，已经构成了当今社会生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些话语包裹、覆盖在一切事物之上，渗透进了人的行为之中。文学如果要描述这些事物，表现人的行为，就必须首先处理这些附着在事物或人的行为之上的话语，并对它展开分析，并建立不同话语之间的对话关系。否则，作家们或许根本无法抵达“事物”。简单来说，社会话语本身，也成了作家们加以关注和描述的现实的重要部分。要对当今现实中的社会话语进行描述，在叙事中强化议论的作用，仍然是最为有效的途径。

　　第二，人们如果无法将思想变成外部世界，那就只能将外部世界变成思想。也就是说，当代小说如果不去关注思想或意识问题，单纯通过个体的行为，已无法呈现他们的真实的生活状态。

　　如果说，在当今世界的文学类型中，真的存在着“议论最小化”的小说，我想那一定是消费性的、用一个又一个悬念来吸引读者注意力的悬疑或侦探小说。而那些具有更高抱负的小说，总是在困难、复杂的沉思和思想辨正中，面对历史、现实和未来，提出自己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想用“取消议论”这一教条来束缚自己的手脚，掩盖自己的思想上的怠惰，或许应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来思考议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