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强调写出人物形象，但并不苛求只写那种现实主义的个性化人物，乃至个性与共性高度融合的典型人物。意象型、类型型、象征型、现代型等人物，同样可以写得很成功。短篇小说更期待写出那种面目一新、戛戛独造的人物形象。在2021年的短篇小说中，就看到一个这样的形象。张者《归途》中的叶一杰，出生在一个富有的、著名的企业家家庭里。在这样的环境中他见多识广、自由生长。他喜欢打扮自己，尤爱奇装异服，热衷田径长跑，倾心戏剧。后来又爱上造型摄影，迷恋服装设计，就读美国设计学院，异想从事音乐，爱上华裔法国姑娘。他的前途无限广阔，但最终却决心回到中国。这是中国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历史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形象，他偏执、多变、任性，他聪慧、爱美、进取，既有纨绔子弟的浮躁、奢靡，又有开拓者二代的洒脱、抱负。他的性格、精神中，有一种当下时代的开放性、世界性特征。尽管他还是一个成长中的形象，但身上确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素质和精神。宋尾的《熏鱼》，意在写出一个独特的城市文化人——曾乙的悲剧形象。他出身于城市文化家庭，长得英俊儒雅，热爱文学与美食，且多才多艺。但他的命运却一路坎坷，干一行倒一行，不惑之年自杀而亡。既往小说中大多写农村人的进城、奋斗，成功或失败，而对城市文化人却关注不够、描写不多。曾乙这一人物，无疑是作家的一个发现、创造。但由于作品过多纠缠在人物的经历、人与人的关系等方面，故事淹没了人物，叙述偏离了人物，使这个有价值的人物形象，难以坚实而生动地站立起来。

　　努力写出人物的历史背景，抓住人物性格转变、迸发的一瞬间，突显人物的个性精神，是短篇小说塑造人物的一种独特方法。一些创作经验丰富的作家，都偏爱这种方法。铁凝的《信使》，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历史背景上，刻画了二位大学“闺密”陆婧与李花开的形象，还有李花开丈夫起子的形象。中心事件是起子妄图利用传递爱情信件的机会，达到个人调动工作的目的。陆婧是一个城市女子，当她面对起子无耻的要挟，她在悲痛无助中，提起一壶水倒入燃烧的炉膛，表现出一种刚烈的抗争精神和不容玷污的人格。李花开虽然生在农村，但同样是单纯刚强的，她得知丈夫是个无耻小人时，以跳房自杀的方式迫使丈夫离婚。两个年轻女子的纯真、刚强性格迸发出耀眼的光辉。与铁凝一样，同是“50后”作家的唐颖，擅长塑造上世纪成长在80年代的女性形象。如《咖喱妹妹》中的咖喱妹妹，本是一个内科医生，但思想开放，在爱情上追求自由，在出国热潮中，借婚爱条件移民国外，但在婚姻与工作上却遭受了一连串挫折；如《树在树中老去》里的小莓，本有画画的天分，向往所谓的自由、先进，嫁给国外开餐馆的先生，却落入了另一种不自由。两位女性形象，都表现了上世纪80年代开风气之先的上海女性的开放、叛逆性格，以及天真想象和在现实中的屡屡碰壁。这两位作家经历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写的又是她们熟悉的人物，因此人物就显得逼真、结实而丰满。

　　捕捉历史风云中有艺术价值的人物形象，发掘他们身上那种恒定不变的性格精神特征，也是当下一些短篇小说的选材之道。斯继东的《传灯》，以孙子“我”为叙述人物，刻画了一位绍兴城书法家徐生翁的形象。祖父出身贫寒，自学成才，不谙世俗，潜心书法，效法自然，晚年变法，终成书法大家。他的坚守艺术、贫贱不移、孤高自赏的性格与人格，是老一代文人身上最可宝贵的品格。

　　聚焦特殊环境，彰显人物性格，也是短篇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得力方法。朱山坡在塑造人物上已形成了自己的路子。《永别了，玛尼娜》用对比的手法，刻画了两位性格鲜明的人物。“我”被派到卢旺达做援非医生，玛尼娜是当地的黑人护士。“我”的懦弱、中庸、瞻前顾后，与玛尼娜的纯真、爽快、野性、多情，形成强烈对比。《萨赫勒荒原》同样写的是中国医疗队援非的故事，在贫穷、疾病、蛮荒的特殊环境中，青年司机萨哈的忠于职守、舍己为人、乐观坚定；萨哈老母亲对中国医生的感恩戴德、视为亲人、拳拳母爱，都表现得感人肺腑。也许置身逆境、绝境的人们，才能激发出如此动人的真善美人情、人性吧？在这些人物身上，蕴含着作家对现实的洞悉、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