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写作”也引来了热议。有人认为它不过是美国“新新闻小说”的翻版；有人则从谱系学的角度，认为应厘清“非虚构写作”与传记文学、报告文学及新闻报道的关系，等等。这些都有必要，都有道理，但笔者认为，当前更迫切的是要提高“真实性”的纯度。有一些打着“非虚构写作”旗号的作品，包括一些名家的此类写作，明显违背了“真实”的原则。如阿来的《瞻对》，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而且，阿来引用皇帝的批文时，喜欢穿插进诸如“皇帝很生气”“皇帝不高兴”“皇帝想”之类的心理描写。事实上都是作者根据文献史料推测出来的。这样，读者就有理由质问：皇帝是这样想、这样讲的吗？这样写有什么依据？又有多少真实性？当然，也许有人认为，《瞻对》这样处理文献史料是为了使作品有一种“厚重”之感，挖掘出隐藏于现实深处的历史情结。但笔者的理解是：厚重不应是繁琐文献的堆砌，厚重应是稍具人文素质的读者都能看懂，厚重更不应与真实相背离，否则“非虚构写作”有可能因其真实性的欠缺而遭到读者的抛弃。

　　还有是审美性问题。一些读者和评论家之所以对“非虚构写作”有抵触，皆因一些“非虚构”作品只是用新闻笔调罗列记录生活现象和事件，缺乏散文文体应有的优雅、修辞、文气、情采、格调、氛围与韵味，这样也就削弱了“非虚构写作”的审美效果。举例说，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系列作品，从散文的文学性、审美性角度来审视，它的理性思维压倒了审美思维；尽管它侧重于生活的实录，且有大量“原生态”场景的呈现，不过它的叙述过于平铺直叙，语言也不够优美，缺少一点言外之意、画外之音。如果在审美上多下功夫，再适当增加一点文学想象，这部广获好评的作品将更精彩。

　　“非虚构写作”要提高自己的品格、质地和可读性，还要尽量写出人性的深度并具备一定的批判精神。苏联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非虚构写作”，既是一种社会性的写作，也是一种精神性的写作。她带着尖锐的问题意识，抱着对文学的虔诚和对真理的热爱，不但让读者看到了生活的真相，同时还深度写出了战争中人性的善与恶，批判了制造灾难、与真理为敌以及一切违反人性的行径。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经验，值得中国“非虚构写作”的作家借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