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古”与“今”的“打通”。“古”与“今”，抑或“传统”和“现代”的融通，是新时代文学批评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彰显的精神可以回应具体的现实疑难，打通“古”“今”，不在“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式的简单选择中理解当代文学与古典传统之关系，分外紧要。故而，将新文学视为古典文学顺应新的现实的自然流变，而非别开一路，亦即建立古今融通的大文学史观，是理解当代文学与古典传统承续关系的先决条件。以此为基础，便可在促进中国古典文学批评概念、范畴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打开新的评论视野。如此，不仅有助于深入阐发有心接续古典传统的作家作品，亦可在更为宏阔的文学观念中促进传统文化在新的语境中的创化生成，进而融入新时代的新思想、新文化之中，开出赓续传统、适应现实并朝向未来的新的境界。

　　二为文学与艺术的“打通”。古典作家中，如苏轼、黄庭坚等在诗文创作之外，兼善书画，且书画成就不输诗文者代不乏人。他种艺术的实践，自然也在多重意义上影响到其诗文创作的基本面向，此为中国古典文学与艺术互动共生的重要表征。现代以来，学科分界逐渐形成，然而仍有不少作家兼具多种才能，有不同领域的艺术实践且成就斐然。然因“学科”的分野，少有“统合”不同艺术门类，开出对此类作家整体研究的成果。以陈彦为例，众所周知，陈彦有近40年的戏曲现代戏的创作经验，作品颇多，被认为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20世纪90年代迄今最具代表性的剧作家。戏曲现代戏不同于话剧，与地方戏曲和地域文化传统密切相关。而现代戏创作发端于延安，与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中后期之延安文艺经验关联甚深，也与中国古典思想和审美传统密不可分。如是种种经验，无疑在多重意义上影响和成就了陈彦小说的观念和艺术表达。再如陈彦《装台》《主角》及《喜剧》中的“寓意笔法”，与其对古典小说艺术手法的慧心妙悟或不无关系，但更为具体的影响，或仍在古典戏曲。故而读解陈彦小说，其现代戏作品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参照，如此或嫌不够，还得追溯至戏曲的古典传统，方能对其小说的观念、人物和笔法有更为妥帖之理解和阐释。但对陈彦作品研究史略作考察，可知能融通小说和戏曲，在更为宽广的视野中理解其作品的文章为数甚少。贯通小说与现代戏，而对陈彦做“全人视镜”的整体研究，仍然有着较大的可阐释空间。文学与艺术会通，属文学批评视域拓展的重要路径之一。

　　三为评论写作与文学创作的“打通”。文学批评赓续古典传统，师法古典文学印象式、感悟式批评方式是重要路径之一。以小说批评论，金圣叹、李贽、张竹坡、脂砚斋皆可效法。且不论现代以来文学评论成规的种种限制，单是古人评点法所含之观念之洞见，感兴之意趣，笔法之摇曳，欲效法实难。如古典作品中所蕴含之观念及审美表达方式，今人已颇多隔膜，何况落实证验于自家文章。当代批评界有志于此者亦代不乏人。李敬泽自谓有心拿文学批评当文章作，其作品中有浩荡古风，亦有当下气象，无那“古”与“今”、“物”与“我”等的人为区隔。一部《会饮记》，融汇古今，贯通中西，举凡前人思想、历史及文学典籍所载之言、所论之事、所关之情，似乎信手拈来，随意挥洒。史事、人事、物事，世情、人情、物理，千头万绪、纷繁复杂，却隐然显发一种与时俱化的“总体性”——新时代的总体性，包容载重、内涵丰富的总体性，既有广大处，复尽精微，既为文章境界，亦是精神气象。人所能面对之传统之现实之复杂性及其所开出的精神的高度、广度与深度，于此可见一斑。虽未必如古人以诗论诗之境，却实在打开了文学批评的宏阔面向。胡河清、孙郁、张新颖等批评家文章之于当下批评文体的拓展，亦可照此理解。

　　四为前述三者最终落实于具体的批评实践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维，是文学批评与生活世界的“打通”。无论文学作品还是批评的创生、流变、传播，就其根本而言，皆无从脱离具体的生活现实，此理似乎不言自明。但要真正落实于具体的创作实践，却似乎面临着需要克服的矛盾。“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所开之境，也并非简单的心念一动，辄自然生成。此间非有上下求索的长期工夫不可。打开学术和批评视野，充分感应新时代、新思想、新情感所显发之新的气象，进而感通发挥，遂有观念与现实交相互动的全新可能。文学批评的现实功能和实践意义，惟此方能得以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