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新时代的山乡巨变，要义在“变”。那么，今天来书写中国农村的历史巨变，还能用过去的观念、态度和方式来对待吗？不能。这就要求作家首先要自身求变。至少在三个方面，作家亟待转变。

　　实现态度的根本转变

　　必须正视一个基本前提：大多数当代作家对乡村的态度是复杂乃至矛盾的。尽管我们有不少作家来自乡村，或在乡村生活、工作过，但主要生活和工作环境却是远离乡村的，与乡村是比较隔膜的。我们许多作家及艺术家并不真正了解乡村、理解乡间人民的奋斗和追求。在真正进入创作之前，作家首先要转变从上面、外面观看乡村的态度，沉下来、走进去，切实把握新时代山乡跃动的脉搏，全面认识当今“三农”的实际状况。

　　很显然，当今的农民大多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生活在信息时代，眼界更开阔，思想更活跃，能力也大为增长。别说与闰土们完全不同，就是与梁生宝、孙少安等也有很大差别。我们的作家，务必要走进他们的心中，切实体会和感受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同时，对农民兄弟的苦恼和艰辛，作家们不能视而不见、漠不关心。应该以我们的智慧才能和特有方式，帮助他们破除困惑，克服困难。

　　先贤们曾为我们提供了范例。赵树理、孙犁、柳青、周立波、浩然等，他们或长年扎根农村，或隔三岔五去乡间生活一段，与农民朋友交流交心，为他们排忧解难。农民兄弟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自然就成为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他们的诚挚态度、务实精神、宝贵经验，今天依然值得我们作家认真学习和吸取。

　　以全新观念表现山乡

　　今日中国农村，从外在面貌到内在结构，从社会定位到发展路径，都与过去有质的变化。在关涉当代中国乡村的思想观念上，我们不能停留在20世纪的认识水平，必须改变、拓展和提升我们的思想意识。

　　中国农村的全面振兴和迈向现代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属于基本盘的方面。广大作家因此一定要树立大历史观，从民族复兴大业这一历史高度，来认识乡村振兴的重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关于“城乡二元结构”的破解、关于新型城镇化的布局、关于“三权分置”制度的完善、关于农民进城务工与回乡创业的分流等，都需要作家在思想上有清晰的理解和认识。不能拘囿于乡村写乡村，还要有更开阔的视野，要联系“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新发展理念，准确地把握乡村的现实坐标和发展趋向。

　　尤其是粮食及农产品供给与安全，我们要牢牢地并持续地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作家们对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的理解，也一定要树立这一重要观念。与之相关的，乡村全面振兴是在生态文明理念确立之后进行的，因此我们在反映新农村建设时，务必还要有生态文明的理念。

　　采用各种方式展现新风貌

　　当年恩格斯语重心长地对拉萨尔说：“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是不再够用了。”面对今天日新月异的新农村，我们过去擅长的表现方式，显然也会捉襟见肘。因此也要有所改变，采取更有成效的方式。

　　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一个重要关键，是塑造生动感人的新型农民形象。当今的农村是一个开放流动的小社会。除了种地的村民外，还有往来客商、各地游客、扶贫干部、返乡青年等。作家们要广泛深入地与他们接触，了解他们的不同需求以及他们之间的各种关系，从而全面呈现出新时代农村的“众生相”。

　　人物形象的塑造离不开典型化。受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的影响，一些作家曾将塑造典型人物视为过时、落伍的观念和做法。其实作为“人学”的文学，其长久生命力和永恒魅力，就是塑造出具有典型性的鲜活的人物形象。就农村题材而言，二黑哥、梁生宝、李双双，甚至亭面糊、赖大嫂、梁三老汉等，都久久地活在读者的心中。这就是典型形象的感染力。书写新时代的山乡巨变，一定要写出新时代乡村的典型人物。

　　这不是说要把某种方式、某种风格定于一尊。在文艺创作上，我们依然要坚持鼓励各种风格、各种流派争奇斗艳。当初，赵树理的“山药蛋”，周立波的“山茶花”，各领风骚；柳青的渭河平原、路遥的黄土高坡等，都体现了神州大地山乡的不同风姿。进入到我们作家笔下，也应该多姿多彩、异彩纷呈。雄伟、浓烈、刚健、奔放，与柔美、清新、隽永、含蓄，可以并存共荣，并相得益彰。严肃的正剧如《山海情》，轻松的喜剧如《暖暖的村庄》，只要真实反映了新农村的生动气象，都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青睐。

　　在元宇宙、大数据、云计算、多媒体的时代，作家也应该有效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与各种媒体联结融合，使自己创作的表现力、感染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