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耕”与“读”尚未结合在一起，反倒是有些对立。《论语·卫灵公》中云：“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孔子认为“读”才是君子之职，“耕”乃小人之业，表现出抑耕重读的思想倾向。孟子承接这种君子、小人的社会分工之别，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到了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指出：“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约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倡导平民学者在耕读中修心养德，这也和汉代以“孝子廉吏”与“茂才异能”为标准的察举制相适应。

　　魏晋南北朝时期，耕读文化更是成为士人修养人格品性以维系家族地位的重要途径。颜之推所著《颜氏家训》中强调要教育子女“知稼穑之艰难”，认为“斯盖贵谷务本之道也。夫食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只有通过农业生产劳动来体会人生，才能做好官、当好家。士大夫如果不了解农业，不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就会“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

　　随着唐代科举制度的实施，中后期门阀的瓦解、以及宋代社会发生的大变革，在文化方面出现三种新局面：一是平民百姓可以通过科举入仕； 二是教育发达，文化普及，以农民为主的广大底层民众有学文化的热情和条件；三是大量的士子、落榜考生回归农村，以新的面貌继续务农。因而这一时期，边耕边读、半耕半读就成了常态。在宋代，“耕读”二字连用成为专词。北宋后期唐庚所拟策论题目《耕读》，引发士人对“耕读”分立并列之说展开讨论与反思。又如，自号“耕读居士”的南宋遗民卫富益编撰《耕读怡情录》来彰显自己的高洁品质与政治姿态，有效地将“耕读文化”由宋代引入元代。

　　明末清初的理学家张履祥，在宋代农学家陈旉《农书》的理论基础上著述《补农书》，专门论述了“耕”与“读”之间的关系，认为“人言耕读不能相兼，非也”，提倡在农耕之余“开卷诵习，讲求义理，不已多乎。窃谓心逸日休，诚莫过此”。“耕”与“读”并存成为士人的一种文化心理图式，两者相辅相成。

　　中国作为农业社会国家，“耕”是立国之本。“读”则成为他们能一展政治抱负的最佳途径。

　　“耕”“读”的结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体现。如果说“阴阳调和”的生态观更侧重于“耕”，那“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就是“读”在政治、思想维度的展现。儒家提出“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呼吁“仁政”，提倡人性与天德相通，富有人文主义。提倡人与自然相生，塑造了追求和平的仁爱的民族观念。这一观念也影响了中国古典审美风格的形成，就如山水画的诞生， 正是表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其写意风格则是人内在精神的美学呈现。文学艺术中则出现了以陶潜为代表的田园派诗人，“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等诗句，充分表现了诗人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对淳朴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劳动的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友好感情，也充分表现了诗人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其纯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新境界。同时，纵观历代的著名人士，在政治上成就了一番事业后，往往愿平平淡淡地回归“故里”，回到那个山清水秀的乡村终老一生。即使是无法归乡，也要将城市“自然化”“山林化”，那些退休的士大夫家中便出现了园林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