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觉得，写小说就是往墙上钉钉子，然后再往钉子上挂包袱。钉子当然只是个比方，约摸就是通常所说的主题。主题其实是恒定的，一代又一代作家前赴后继，在写这些千古而倏忽的事情。我们所看到的长篇、中篇、短篇小说，是挂在这些钉子上的包袱。

　　大部分时间，读者的注意力总是在包袱上，这是必然的。决定一部作品是否成立、是大是小、是钢铁是棉花，不在钉子，再老的主题都能有当下的个体化的解读。说过的话，可以再说一遍、再听一遍，不同的语言振动着不同年份的空气，以及空气中的灰尘，这话，已然不同了。问题是，如何“已然不同”了？

　　这就要打另一个比方了。我曾经去看一个摄影展，同样的背景与题材，更吸引我们的总是些日常与细节，是街道上走路的人、正在准备晚餐的母亲，是窗户与帘子后的目光。有人感叹摄影器材好，也有人认为要亲临现场、要躬逢盛世、要贴近对象。更关键的是，如何取景、如何构图，该留下什么，又该不要什么。

　　说到“取景”。写作者在这个问题上是一样的，面对同样的复杂世情，同样平淡的市井日月，决定写作者的高下，不在于装备上最先进的镜头，不在于气喘吁吁地跟现实赛跑，最起码不仅仅是这样。文学之魅的奥秘同样在于“取景”。这个“取景器”是你所独有的，不同于别人的眼睛，也不同于先进的放大器，并且要胜出新闻、社论、电视剧或微博、微信，它核心部分所认领所介入的，正是肉眼所不及的、工具所不及的非物质部分。我相信每一位写作者都持有一个秘密的“取景器”在虚构或非虚构，在对世界进行剥离与萃取，这一“取景器”的层次、远近、构图、核心焦点、曝光参照、光圈系数，正是一个作家的眼光与气象所在，并最终生成和决定了他编织出的那只包袱将以什么样的结构、比例、内容、质地，悬挂到那些完全公开的、几乎是透明的钉子上。

　　这大致就是通常所说的怎么写的问题。我们可以注意到，流行写作与畅销书同样在写成长、爱情、人性、冒险等，可作者所挂上去的是过分漂亮、讨人喜欢的包袱，像怒放的花朵，开过一个热闹的季节，或也就随风而去了。另一些作家，在同样的钉子上挂上去的包袱绝不魅人，不那么戏剧性，甚至都没有那么巨大，可是怪了，它们就是可以长久地占据在那面墙上，像生了根、安了家。

　　一部分作家可能会在这里犹豫不决，或者干脆另起炉灶，他觉得应当聪明一些，同一个钉子上，已经有了太好的包袱，应当回避可能的风险与徒劳。但另一些作家不在意，偏要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钉子上去作为。他在影响的焦虑中诞生出一种信心，相信他的包袱里会包藏着对同一个世界的另一种理解，或者，干脆就是另一个世界。

　　当然，钉子、取景器、包袱，本都是不必多虑的事。真正高明的作家可能都不会让你看到钉子，甚至也看不到包袱。你所见到的好像就是两三个人物、四五段回忆，还有若干的晨昏，随意而辽阔地搭配在那里，这是没有了边界线与疙瘩结的包袱，是已经融入了白墙、融入了视线、融入了世界本身的存在。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写出最后一种小说，这种处理掉钉子、也淡化掉包袱的小说。我知道我曾经为寻找与众不同的钉子而耿耿于怀，也曾经在意包袱的大小与轻重而拼命往里面塞东西。又有一阵子，试图藐视和隐藏最初的那枚让我注目的钉子……我怀疑我会一直惦记着这些事情，一直处于惶然取舍与自我斗争的阶段。当然，这都是需要的过程，而过程，总是大大美妙于终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