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关帝庙博物馆的“古方志中的太原府”展览中，《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皇朝通志》等古籍的展签上标注的“聚珍”一词，令人好奇——何为“聚珍”？

　　此处的“聚珍”，意为典籍的一种版式。“聚珍版”指的是印刷工艺，它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术有着密切的关联。

　　太原关帝庙博物馆展出三种“聚珍”版式典籍，其一是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属“内聚珍”，即清乾隆年间《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初印本之一，黄竹纸本；其二是《元和郡县图志》，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刻印，展签标称“武英殿聚珍版”，但粗加考证，应属于福建布政使署道光年间递修、翻刻聚珍版，俗称“外聚珍”；其三是《皇朝通志》，原成书于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距《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告竣已有十余年，太原关帝庙博物馆所展、标明“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月上海图书集成局遵武英殿聚珍版”，属于近代仿武英殿聚珍版版式制版、刻字、印刷的铅印本。

　　“聚珍版”的来历，源自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当时，乾隆皇帝下诏编纂《四库全书》，共收书3462种、79338卷、36000余册，约8亿字。如此汗牛充栋的规模，倘若采用雕版印刷，恐怕所需的木材足以建造不止一座紫禁城！于是，层层选拔近4000名抄书手，抄写了7套，分藏南北，束之高阁。收入《四库全书》的书，难道只有束之高阁一种命运？非也！

　　按照乾隆皇帝旨意，四库馆副总裁金简选取其中“人所罕见，有裨世道人心及足资考镜者”，单独刻印。考虑到雕版印刷的麻烦，金简上奏乾隆皇帝，“莫若刻枣木活字刷印”。于是，古代史上最辉煌的一次活字印刷盛事，就此开始。

　　金简主持刊刻的这一百多种书，是一次大规模的活字印刷，后世学者称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武英殿”，指清代内府刻印图书处所；“聚珍版”指印刷工艺。名字来历是，乾隆皇帝嫌“活字”之名落俗、不雅，遂御笔改名为“聚珍版”。

　　《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有多少种？对此有几种不同说法。普遍认为，官定聚珍版书目有129种，实际有138种。值得一提的是，全套丛书里，最早四种《帝范》四卷、《易纬（八种）》十二卷、《魏郑公谏续录》二卷、《汉官旧仪》二卷（含补遗一卷）是雕版印刷。

　　在印刷过程中，为留存经验，金简主编了记录印刷工序的《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分为十五卷：成造木子（锯木）、刻字、字柜、糟板、夹条、顶木、中心木、类盘、套格、摆书、垫版、校对、刷印、归类、逐日轮转办法。每道工序，对应一卷内容。《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也成为清中期以后官民刻书的规范文本。

　　《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活字版书籍，虽然存在字体大小不一、文字排列不很整齐等活字版书的通病，但在版式、编辑校对上，水平高于其他刻书。首先，它有完整且可重复利用的板框，且版心文字可以替换嵌入；其次，它用纸考究，多用连史纸和黄色竹纸；再次，各书均有专人校对，且卷首有乾隆皇帝御笔题诗。

　　因《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典范意义，到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以后，乾隆皇帝又下令将此书发往东南五省，由当地官署负责照样翻刻。由此，形成了“内聚珍”（即《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原书）和“外聚珍”（东南五省翻刻本，属雕版印刷）。“外聚珍”之外，从乾隆以后，各地还有大量仿聚珍版翻刻书。近代，机器铅字印刷传入中国，一些书局在晚清到民国间，仿照聚珍版版式制金属版、铸造铅字，尤以1916年，杭州丁三在、丁辅之兄弟（补钞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藏书家丁申之孙）创制的“聚珍仿宋体”铅字为最。1921年，上海中华书局收购丁三在兄弟聚珍仿宋印书局成功后，使用“聚珍仿宋体”铅字印刷《四部备要》丛书，惠及学林。

　　从太原关帝庙博物馆所展三种“聚珍”版式史地典籍，不难看出“聚珍版”的意义重大。在印刷科技上，它继承了传统活字印刷术的精髓，并将之规范化；又和铅印技术进行了无缝衔接。在文化方面，有效保存了重要的中国古代典籍，弥补了《四库全书》原本不易得见和《永乐大典》正本毁于火患的遗憾，可谓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