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评论家王春林的新作《长篇小说的高度：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精读》，不久前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王春林以评论者的专业视角，紧贴文本，对《推拿》《白鹿原》《应物兄》等18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丰厚内涵和艺术魅力展开评论。今日选编两篇文章，一篇为该书导言，是王春林对长篇小说本质的理解和思考；另一篇以王春林论稿为例，阐述细读文本对于文学评论的重要意义。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王春林“劳模”式的研究态度和学术作风，值得广大文学评论工作者学习借鉴。 ——编者
作为一种特别重要的小说文体，长篇小说的定义尽管相对繁多，但在我看来，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其实有两种。一种来自于M.H.艾布拉姆斯和杰弗里·高尔特·哈铂姆：“‘小说’这一术语现被用来表示种类繁多的作品，其唯一的共同特性是它们都是延伸了的、用散文体写成的虚构小说。作为延伸的叙事文，小说既不同于短篇小说，也相异于篇幅适中的中篇小说。它的庞大篇幅使它比那些短小精悍的文学形式具有更多的人物、更复杂的情节、更广阔的环境展现、对人物性格及其动机更持续的探究。作为散文体写就的叙事文，小说不同于杰弗里·乔叟、埃德蒙·斯宾塞、约翰·弥尔顿用韵文体写成的长篇叙事文。小说从18世纪开始逐渐取代了韵文体叙事文。”两人虽然看似在讨论小说这一文体，但因为其中特别强调这一文体既不同于短篇小说，也不同于篇幅适中的中篇小说，所以，他们实际上的所指，毫无疑问只能是长篇小说。关于长篇小说这一文学文体所应具备的特征，他们主要强调了“更多的人物、更复杂的情节、更广阔的环境展现、对人物性格及其动机更持续的探究”这四个方面，以及更为本质的虚构性特点。
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苏联文学理论家波斯彼洛夫关于长篇小说这一文学文体也发表过非常精辟的见解。无独有偶，波斯彼洛夫也是在与短篇故事的比较过程中，来凸显长篇小说文体特征的：“短篇故事是关于作品人物生活中的某个意外地得到解决的事件的叙述，而长篇小说从发展的趋向说乃是一部某个人（或一些个人）的个性与一定的社会环境相冲突的完整的发展史。”“总之，长篇小说乃是这样一种叙事作品（无论它们的叙事形式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它的主要主人公（或主要主人公们）通过自己相当长的一段生活经历，显示出自己的社会性格的发展，这种性格发展是由于主人公的利益与他的社会处境和社会生活的某些常规发生矛盾所造成的。这就是长篇小说性体裁的作品的内容方面。”
按照波斯彼洛夫的进一步考察，欧洲的长篇小说最起码先后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早期的一种形式是冒险长篇小说，后期的则是有中心情节的长篇小说。“在这类小说（指后一类）的情节中，贯穿着一个统一的冲突，它有时是简单的，有时是复杂而多线索的，但总是集中在某种一定的、常常是很狭小的时空范围之内。”“有中心情节的长篇小说的作者们对人的性格的认识要深刻和复杂得多。他们力求在自己的主人公的精神世界中，多少明确地揭示出人物的思想信念、他们在行动和态度上所依据的原则。因此有中心情节的长篇小说，无论过去或现在，通常总是建筑在主要主人公之间的思想和道德的对比的基础上，建筑在由此而产生的冲突的基础上。”如果将两个类型做进一步的对比，一个可信的结论就是，后者也即具有中心情节的长篇小说，很明显要比前者也即那些冒险长篇小说，思想艺术方面有着更高的成熟度。大约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愈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愈是会有更多的作家趋向于后一类型长篇小说的创作：“后来，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的文学中，各国、主要是欧洲各国的最著名的大作家都写‘有中心情节’的长篇小说。他们主要采用小说（广义的意思）的体裁形式，有时也用长诗体形式。这些长篇小说的题材开掘得更深了，情节线索，主要的和从属的，铺展得更复杂了，它们常常成了某些时期的民族生活的艺术‘百科全书’，在这方面完全可以与‘风俗描写’体裁最著名的巨作相媲美。”在进行了以上论述后，波斯彼洛夫的一种结论性观点是：“长篇小说这是在与它同一组的所有体裁中，最大的和最重要的一种体裁，因此这种体裁可以称之为长篇小说性体裁。”
尽管以上这些观点难称完备，但相对来说，这两种关于长篇小说基本内涵及其重要性的认识，却还是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也因此，我们更多地愿意在他们所定义的层面上来理解使用长篇小说这一概念。之所以一定要在这里引述他们三位理论家关于长篇小说的基本认识，主要因为笔者在《长篇小说的高度：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精读》这部著作中的集中讨论对象，那些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其文体归属全都是长篇小说。与我们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紧密相关，无论如何，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每四年一个届次的茅盾文学奖，都是国内最有影响的文学奖项之一。这一方面，无法否认的一个客观事实就是，一部长篇小说作品，只要获此殊荣，便会在读者群体当中产生巨大的号召力，因而获得很好的市场前景。从根本上说，笔者之所以要不揣谫陋，关注研究这些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一方面固然与自己多年来对长篇小说创作的长期追踪有关，另一方面，则也因为这些获奖作品相比较而言，还是能够代表一个文学时代最高的思想艺术水平。当然，也正如M.H.艾布拉姆斯、杰弗里·高尔特·哈铂姆和波斯彼洛夫他们三位所着重强调的那样，当我试图对这些获奖作品进行深度考察的时候，关注的重心肯定会更具体地落脚到思想的深刻性、对现实和历史以及人性的敏锐洞察力、人物形象刻画塑造的成功度、包括语言和结构在内的艺术形式的原创性等几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