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批评。我的博导童庆炳先生指出：“文学批评的根基，既不在政治也不在创作，而在生活、时代本身。生活、时代既是创作的根基，也是批评的根基。因此，一位优秀的批评家如何来理解现实与时代，就成为他批评赖以生存的源泉。”强调批评的时代性，不是说要与时代亲密无间，而是说要“既附着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阿甘本语）。

　　所谓“同时代性”是一种“不即不离”的批评姿态：一方面，批评家要“入乎其内”，置身于当下生活的、社会的、文学的现场，感知和洞察或显或隐的时代潮流，以敏锐的问题意识、历史意识和形式意识，剖析时代精神的文学显现，甚至预见文学的未来走向；另一方面，批评家又要“出乎其外”，保持恰当的距离，以平和中正的态度对时代问题进行理性批判，大胆发声并及时反思，不仅要揭示出幽暗的假恶丑的生活现实，更要显示出光明的真美善的永恒价值，给人以信心和希望。如此，才可能真正成为一名诚实的创造者、审美者和阐释者，一名具有时代精神和责任担当的批评者。

　　当然，从具体的批评实践来说，这并非易事。最大的障碍可能并不在于如何对时代进行洞察和批判，而在于如何突破观念性批评的遮蔽与误导，如何避免鉴赏式批评的主观与随意。毫无疑问，文学批评需要摆脱此前观念性的批判，需要避免拿理论套用或压制文本，而应当借用和吸收各种批评理论和方法，不管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也不管是文学的还是文化的，以文本为中心，以细读为方法，进行实证性的论述和阐释，追求义理、考据、辞章的完美表达。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对文本绝对崇拜，而是说要回到文本、尊重文本、相信文本，去接近文本最能激发阅读兴趣和想象力的那些关节，从而打开文本无限广阔的天地，唯有如此，文学批评才真正成为一种“本体阐释”，而非“强制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