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浏：近年来，您特别倡导“守望中国文学的文心与元气”。为什么会有这样坚定的态度？您认为报告文学创作可以从中汲取哪些养分以及该如何做？

　　徐 剑：文心，就是初心。它是最早萌发的情志意态，也是“中有太古声”的精神气象、思想泉流，如果沿波讨源，则我们上可接太史公根脉，以其磅礴充沛的历史见识、文学知性和人生境界为标杆，让自己的内心激荡亘古豪情。自然，眼下最紧迫的任务，还是回到当下，沉下心研究民众生活，接受并进入他们的话语系统；至于更高层级的期许，则是回归古典心意，回归高贵与纯净，回归中国化叙事，回归以人性为圆心，回归真性情，毫不动摇地坚持写出中国气派。

　　我觉得，报告文学的坐标就是《史记》的坐标，再远一点，就是《周南》《秦风》《卫风》《魏风》《郑风》的坐标，就是为百姓而歌、为百姓而哭，虽颂犹刺。这也是一种文心和元气，所以，我们讲文心和元气就离不开写国之大事，离不开写民族魂，离不开写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文明，离不开写新时代。

　　刘 浏：您的“三不写”原则——“走不到的地方不写，看不到的地方不写，听不到的地方不写”将“追求真实”摆在创作最醒目的位置。然而，绝对的真实根本不存在，只有相对的真实。您如何理解报告文学要讲真话的？

　　徐 剑：这个“三不写”是一名报告文学作家说真话、写真文、表达“真善美”必不可少的环节。当我们面对一名采访对象时，他其实已经在对所发生的故事细节和人生重新进行叙事，这种叙事会让我们对他的真实性打一个问号。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强调一本书的采访，如果不记录五六个采访本，我是不敢轻易着手的。比如，一件已发生的事会有N个版本，我们只有把所有采访对象都采访完了，把各个版本放在一起综合分析，才可能不会“上当”，才不至于被虚构的或者人为夸大的修辞所迷惑，从而才能有自己的独立判断。

　　“说真话”的作品才会是久长的作品。比如司马迁对刘邦的书写，既写了他的政治抱负，也写了他的性格弱点，再比如对李广的书写，既说出了他的长，也说出了他的短。我认为说真话，特别是在大题材的把握上，一定要是辩证的，有长就有短，有阴就有阳，有对就有错，有成绩就会有缺点，我们应该把这些阴阳、对错、长短、善恶的东西写出来。

　　刘 浏：报告文学作家具备“多合一”的身份，是采访者、叙事者、知识分子，也是行动派、逆行者、时代的记录员……您是如何认识和处理好这多重身份的？

　　徐 剑：你说“多合一”的身份，其实就是我多年前提到的报告文学作家“五个半”合体，即半个社会活动家、半个思想家、半个历史学家、半个杂家、半个文学家。“五个半”合成了一位田野调查学者、一位时代书记员、一位春秋太史公……你把“逆行者”特别提出来，我觉得很重要。所谓逆行，很有可能是要抛开大家都以为是共识的事件逆行，与一定群体的利益相对撞而逆行，这就意味着作家会成为牺牲者、要付出代价，稿件可能会难见天日，甚至被付之一炬。当然，世界能记住的，恰恰就是你的逆行，而逆行留下的文字最后或会成为不朽。报告文学写作不仅要能够守望中国的文心、元气，还要敢说真话，敢写、善写真事，愿付真情。

　　刘 浏：报告文学与时代同频共振，从没缺席过任何一个重大历史时刻。同时，一些作家过分追求效率，创作失重了，依赖材料和文献、语言表达枯燥直白。您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徐 剑：报告文学作家有负责完成重大题材写作任务的担当，更重要的是文学上的担当，即能不能拿得出配得上这个时代的皇皇大作，与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时刻书写相称的作品的担当。我讲个自己的故事。《金青稞》采访写作前，西藏自治区扶贫办发来150万字的材料，我把所有材料看完后，基本没得到几条线索，所有的线索和采访都得自己到现场去，依靠自己独立的立场、独立的眼光、独立的发现和独立的解释。我没有用二手材料，二手材料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背景，一条线索。至于语言表达的枯燥直白，解决这一问题要从《诗经》《史记》《战国策》《左传》开始，回到中国史传文学、报告文学的初心和原点，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无法完成国家、民族、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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