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南所处的地理位置为平阳商人兴起提供了交通优势。山西地域南北狭长，南连中原腹地，北接塞外草原，中部系列盆地构成的通道是中原农耕文明和塞外草原文明相互交流的纽带，这条通道南北分别连接内陆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交通区位优势明显。临汾平阳鼓楼上“东临雷霍”“西控河汾”“南通秦蜀”“北达幽并”的匾额，正是对这种区位优势的生动注解。

　　晋南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和资源禀赋为平阳商人兴起奠定了经济基础。山西农业生产条件整体上不算优厚，但临汾、运城盆地海拔较低，农业物产丰饶。更重要的是，晋南拥有丰富的盐业资源，河东盐池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盐业生产基地，该地区还拥有丰富的铜、铁等矿藏，可为发展手工业提供资源。

　　悠久的经商传统为平阳商人崛起植入了文化基因。尧都平阳、舜都安邑、禹都蒲坂，使晋南成为中华文明名副其实的发源地。《周易》记载，帝尧继承了神农氏“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贸政策，说明彼时原始商贸活动已经在晋南地区出现。春秋时期晋文公“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大力发展商业，奠定了晋国霸业的经济基础。春秋战国之际的大商贾猗顿利用晋南草场、盐池资源发展畜牧业和工商业，成为与陶朱公范蠡齐名的富豪，可视为晋商的开山鼻祖。延至北魏，晋南民众仍是“俗多商贾，罕事农桑”。元代，平阳已经发展成为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城内商人和手工从业者众多，丝的产量巨大，被马可·波罗称为“很重要的大城市”。

　　地狭人稠的现实是平阳商人崛起的重要推动力。历史上晋南地区一直是人口较多的区域，“地狭人稠”之类的记述屡屡见于文献。元明鼎革之际，山西受战乱影响较小，明初全省人口比河北、河南两省总和还多，虽然经历了著名的洪洞大槐树移民浪潮，遗留下来的人口仍然很多，且增长迅速，人地矛盾并未得到有效缓和。明以后，历史气候处于“明清小冰期”，灾害频发，进一步加剧了人口与耕地之间的矛盾，人们迫于生计，不得不贸迁有无，取给他乡。

　　明代，北部边境屯驻大军以防御蒙古侵扰，并陆续建立九边重镇。为了解决驻军物资供应，除了由政府转运和实行军屯外，明洪武三年（1370），在山西行省的建议下推行“开中法”，鼓励商人将粮食、布匹、草料等物资输送到边地换取盐引，凭盐引到盐场领取食盐，然后到指定区域销售。“开中法”中最重要的两项物资——食盐和粮食正是晋南地区的优势资源，平阳商人遂利用晋南地区丰富的盐、粮、布匹资源和距离边镇较近的地理优势开展贸易。

　　以“开中法”为契机，平阳商人从寡到多、由散至集、从弱到强，至明中后期，已经发展成为一支商界劲旅。时人张翰说山西“以太原为省会，而平阳为富饶”，亲历山西的王士性亦云平阳“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当时的平阳商人在全国范围来说也是首屈一指的力量，明代博物学家谢肇淛《五杂俎》记载“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右其富甚于新安”，其中的山右商人指的就是平阳和泽潞商人。虽然之后平阳商人的活动范围、经营项目等有所转移，但自明代崛起以后就一直是晋商中的一支主要力量，以历史悠久、规模大、行业广、字号响而著称。